岩口，地处丰润、滦县、迁安、遵化四县的交界处，又是唐山通往喜峰口外的必经之路。虽是一个不大的集镇，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冀东党活动的重要地点。早在“七七事变”前，冀东党的领导人李运昌、王平陆等就经常在这一带秘密活动，开展革命工作。
“祥义成”杂货铺
根据革命的需要，领导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那是1936年9月，我入党不久的一天晚上，在我入党介绍人魏春波同志的家里，他郑重地对我说：“你要求到部队当红军不是不可以，但现在斗争形势很紧张，敌人封锁很严，路上不好走。眼下我们这里有好多工作要你做，这一带我们党的力量还很薄弱，需要多联络人，宣传、组织群众，积极、慎重、秘密地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准备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党组织和一些领导同志考虑，在岩口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这项任务很艰巨，组织上决定由你来筹办。”
当时我心里想，这是革命的需要，对我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当即回答说：“既然是组织需要，我就一定把它办好，坚决完成任务。”他还关切地问：“你有困难吗？准备怎么办？”我说：“困难我不怕，一定想办法克服。半月前，我大伯孙起祥找我父亲商量过，要在岩口开一座大车店，叫我去给他们经营，我因一心想去当红军而未答应。”他听后，微笑着对我说：“这倒是个好机会，完全可以利用。但开大车店人多、眼杂，不利于秘密联络，不如开个小铺好。”他又接着说：“我们党现在很穷，经费相当困难。”我毫不犹豫地
说：“我来想办法，我家虽然没钱，但我大伯孙起祥能够借到。”他说：“孙起祥这个人我知道，是你未成亲的亡妻之父。他是个劁猪的，手艺很高，牛、马、骡大牲口都会治，在咱们这一带有点名气。此公好义，眼界宽，交结广，在区、乡、镇官商各界也‘吃得开’。另外，他对革命很同情，可以办！”
我开买卖，是为了利用合法职业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而我父亲和孙起祥想开买卖是为了发财致富壮门面，真可谓各怀心腹事。孙起祥到底能不能开买卖呢？我首先得做他的工作。为了打通孙起祥，我找到孙家的当家人，孙起祥的长子孙宝云。孙宝云是个好大喜功、虚荣心很强的人，经过反复做工作，他高兴地说：“要开买卖就得让它有点名气，开个大车店，名声不好听，外人瞧不起。”于是两家达成协议：合资开一座像样的买卖。我是师范毕业生，有文化，我家没钱出人股，由我当掌柜兼管记账。他家出一座临街的五间房子。没有栏柜、货架和打糕点的用具，正好一家商号关闭，我们将用具廉价兑了过来。由铁厂雇来一位打点心的手艺人马振华，由王官营盐店以月利三分借贷了300多元钱作资金，又以赊欠的方式购进了货，取名“祥义成”，以卖糕点为主外挂油、酒、鞋袜等杂货。随着杂货铺开张营业，秘密联络活动也就开始了。按着规定的联络暗号，我日夜迎送那些为革命舍生忘死、四处奔波的同志。当时经常来往的有：李运昌、王平陆、李楚离、阎达开、史贞、李润民、孔庆同、苏林彦、阎锡九、张志超等冀东党的负责人。这些同志有的是白天，有的是黑夜，有的是平时，有的是集日，有的是一站脚而过。从1936年10月到1938年4月，共计18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秘密联络站主要为党做了以下工作：
一、掩护、转送党的干部，保证他们的安全
那时，岩口一带敌伪统治挺严，县、镇、村都设有“保安团”“警察局（所）”“民团”等。党的秘密联络站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转送革命干部。每次来干部，我们都是站岗放哨、接待护送、饭菜相迎。大概是193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魏春波把我找去，交我一项重要任务，要我亲自去办，并绝对保密。我即按着要求，先把李运昌接到我家，第二天集上，我按着魏春波规定的穿戴打扮——灰礼帽、蓝棉袍、阴丹士林的外罩，在规定的时间——上午10时左右，到规定的地点——镇西头牲口市的一棵大树下，转来转去，四下寻找我要接头的“小王”同志（后来才知道他叫彭立夫，说是遵化芦各寨人）。正像魏春波事先告诉我的那样，小个子、白脸庞，身穿古铜色棉袍、白脖领、白扣儿的一个白面书生，安详稳重地在那走来走去。我凑过去像见了熟人似的先问：“你早来啦！是想买牲口吗？”他上下打量我而后说：“刚来不大一会儿，看看行情再说吧！你是老魏派来的吗？”我说：“是他派来的。”暗语对上了，我领他穿过牲口市，离开了岩口镇，来到我家，安排在最僻静的我弟弟刚结婚不久的新房里住下（弟弟和弟媳走亲串娘家去了）。每天都由我亲自送饭，白天把门倒锁上，大小便都在屋里。又记得李楚离第一次到魏春波家去，也是由我亲自送去的。
还有一次，时间是1938年春铲谷苗季节里的一天，魏春波叫我为王平陆的三名亲属高存凤、高永丰和小郭找个安全的地方掩护起来。我考虑再三，别的亲友都不行，送到马宝成家里最安全。因为：一则是至亲并且全家人都同情、支持革命；二则马宝成又是我发展入党的。所以我事先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就从西庄领出来直接送到他家。这三人都是农民出身，也不惹人注意，每人扛一把锄头装作卖小工的。进屋后我对岳母说：“我给你们领来了三名工夫。”她
说：“这两天刚下过大雨，地里还下不去脚，叫工夫干什么？”经我说明了底细原由后，她便慨然应允，安排在东厢屋，平安无事地住了下来。还有司令部的秘书王洪臣的父亲、爱人及小孩在马宝成家也住过一年之久。当冀东大暴动第一次西进失败后，敌人进行大扫荡的时候，马宝成掩护司令部的侦察排长（姓翟），还有马荣昌和我隐蔽在山洞里达半月之久，并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饭送水。阎达开、彭立夫在柜上也住过多次。总之，这些来往的同志不论是住在我家及亲戚家或住在柜上，都从未发生过意外事故，确保了同志们的安全。
二、及时准确地传送信件
记得是1937年春的一个集日中午，王平陆带着党的秘密文件来到我们柜上，交待了文件的重要性，我亲手替他把文件装进点心中包好，他安全地带走了。
又如，1937年夏天，一次组织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我连饭也没顾得上吃，便饿着肚子当即跑到东高庄给张志超送信，到他家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志超叫他老婆快去做饭，但他老婆迟迟不肯做，看到她这种不欢迎的态度后，我硬说是吃过饭来的。这时张志超笑着对我说：“表侄！（志超的姐姐是我老姑的三婶婆）你还假装爱面子，这样哪行！干咱们这一行的就得脸皮厚，否则白挨饿！你别看她那个样，她绝对不敢到敌人那里报告去，因为我是她的丈夫……”
不仅我为党传送信件，就连我的老婆马素云也经常以住娘家为名，多次传送过文件。组织上对我十分关怀，为了工作方便，在经费很困难的情况下，苏林彦还给我70多元伪币，给我买了一辆富士牌的自行车。
三、秘密发展党员
在保证工作开展的前提下，我发展了马庄户的马宝成、冯志文、南观的杨成等几名同志入党，并在马庄户建立了党小组，马宝成任小组长，为党增添了力量。
四、秘密联络站还是一个碰头、开会的集合点
苏林彦、张志超、阎锡九、常庆丰等，几乎是逢集日必来，在这里碰头议事。因为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即使是平日来，也不惹人生疑，认为是我的朋友。
还记得，在冀东大暴动前夕，苏林彦在这里主持召开过一次会议，布置工作，研究暴动事宜。参加会议的有张志超、阎锡九、常庆丰和我等。会议期间，大门倒锁紧闭，白天夜里也不动烟火，由马宝成送开水喝，并买来豆腐片卷油条吃。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未发生过一点泄密的事情。
除了上述工作外，为了保密，还需要做好铺内人员的工作。因为革命同志经常来往吃住，日子久了，铺内人员、两个师傅及我父亲和孙起祥等，他们怕赔钱，不满意。如马振华和老徐头，特别是老徐头，牢骚地说：“咱们掌柜的，不是个正经买卖人，不务正业，赊账的多，也要不上来，人来人往，吃住也不要钱，开销这么大，哪能挣钱，我们不要说分红，就是咱们的劳金我看也靠不住。”做这些人的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抗日大道理还不能跟他们讲，从事秘密工作更不能对他们说，我只好用物质刺激的办法对付。我说：“徐大伯，马兄弟，你们看我来的这些客人，交的朋友，尽是什么人？实话对你说，都是阔家主、念大书、做大事的，没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将来你们会知道的。我徐振铎也不是小买卖人，要作‘大买卖’。别看眼下赔些钱，将来能赚大钱的。不管我赔多少，保证不叫你们吃亏。”他们想回家看看，我就放他们几天假，不扣他们劳金，给他们先预支，并给他们些点心带回去。这样他俩也就高兴，不再说什么了。
赔的钱，只好与我父亲和孙起祥讲，让他们再借些，两位老人也以为我是真想做大买卖，也就办了。后来组织通知我说，外面传出了风声，说“祥义成”的掌柜的是共产党，让我尽快关闭转移（记得是一个晚上10时许，张志超派专人来通知我的）。过一段时间看来，事实上敌伪并未真正掌握，只是社会上的舆论。为了安全起见，也就此停业了。对外则说是因赔本而关闭。此后不久，在大岭沟庙会上，见到了李运昌，岳父马永品请他到家里去做客。饭后，他对我说：“准备介绍你到唐山警官学校去学习，出校以后便以警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营救我被捕人员。”我高兴极了。但我父亲因去后不能通信，不同意我去。经反复说服，思想通了。后来岳父把我送去了，但时机已过，这名额已由外人顶替了。
冀东大暴动后，我的身份明朗化了。我担任抗日联军第十一总队政治部主任，铺内人员才恍然大悟，认为买卖赔钱不完全是由于我经营无方，真的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大事业。孙起祥和我父亲俩高兴地说：“你干得对，我们赔得值！”当我带队进驻铁厂时，老徐头见到我后悔地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实在是对不起大侄你和你那些朋友们！”
“生升堂”药铺
“生升堂”药铺秘密联络站是在“祥义成”杂货铺关闭不久，冀东大暴动之前，为了继续完成秘密交通站的任务建立起来的。这个药铺坐落在岩口镇的中街，坐堂先生叫赵德胜，杨桥人，因他腿瘸，人都称他赵瘸子，拉药匣的姓刘，掌柜的叫张广贺，泉河头人，此人好交往，善经商，为人侠义。我在“祥义成”时就和他经常来往，后来我们又结拜为把兄弟，在家是个财主秧子，他感到兵荒马乱买卖不好做，想收座不干，张广贺家境贫寒，赖此谋生，担心失业，所以就要求我把此铺接过来。他动员我说：“药铺这买卖是一本万利，黄金有价药无价。我与东家又是多年的老东旧伙，钱好说，和我不能要多少钱，有百多元的现金就可以兑过来，再便宜不过了。用不到多久，就可把本挣回来。”他说得非常恳切。我想“祥义成”不行了，这倒是个好机会，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既成全帮助了朋友，又可以为革命工作。我当即去找魏春波和苏林彦请示。他俩异口同声赞许地说：“这是件好事，我们暴动后打起仗来药铺对我们最有用，可以兑过来，但不要由你本人出面，叫他去经营，从中为我们工作。”又问：“需要多少钱？”我说：“百多元现金就够了。”他俩说：“这笔钱组织上负责，不叫你再拿了（我未肯），就这样吧！”事后我立即东挪西凑，连小姨子马素珍和我老婆马素云多年积攒的贴己钱都抠出来了。最后还差30多元钱，组织上给添上了。我把钱一齐交给了张广贺。他千恩万谢，立誓替我保密，做我的代理人，为我们工作。于同年6月末，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尤其是1939年新庄子设上伪治安军据点后，作用就更明显了。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收集传递情报，接待我来往工作人员
由于职业上的方便，搜集情报还是比较容易的。他们以合法身份，借出诊看病，或以要账为名，到据点去或是借新庄子敌人来岩口赶集、看病的机会注意搜集情报。另外，趁据点内的特务官兵常来铺里，找吃要喝想外快的机会获得情报。日久天长，人熟了，尤其是酒后什么真实情况都说出来。记得有这么两件事：
一次，节振国来到药铺，可巧碰上了新庄子据点一个特务也来到这儿，中午吃饭两人同桌，节一欠身露出手枪，特务见事不妙，也要动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广贺闯进屋子，镇定自若地向双方解说，特务一听说是节振国，就服服帖帖地说好话，节振国就趁机训斥他，叫他不要为非作歹，要抗日救国，留后路等道理。从此，那个特务也成了我们的义务情报员。
还有一天夜里，正赶上我和马宝成住在这里。由东边转来一封鸡毛信。我们一个在上五岭敌人据点的秘密工作人员传出消息说，日寇要出发到岩口西部一带讨伐。接到信后，我马上派马宝成连夜到小岭酄的刘城子找到司令部。在回来的路上，因天黑路滑，在跳过一个坝坎时马宝成的腿摔坏了，及至回到药铺时天已快要大亮了。
二、为我们的同志看病吃药，很快恢复健康，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当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医药奇缺，环境残酷，尤其是地方工作的同志们，有病吃药相当困难。
我还记得，1940年夏，我从晋察冀边区中央党校回来，到1942年末任丰滦迁第一、二总区书记期间，区特务队长王冠卿和区长马德以及其他好多同志有病时，都是到这药铺取药的。
张广贺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由于我当时慎重过分未发展），但确实也经受了考验。暗中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几经挫折，但并未泄露过我党秘密和灰心动摇，仍与我们保持联系。1942年“五一”大扫荡，第一、二总区被蚕食，变成敌占区后，联系基本中断。及至同年6、7月我父亲和张广贺因有人告密说与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嫌疑，先后被新庄子敌人捕去坐牢后，这个秘密联络站也就宣告结束了。1943年我调去凌（源）青（龙）绥（中）工作后，关系就断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