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家峪，位于燕山山脉南端，属遵化市管辖，与丰润两县接壤；四周群山环峙，号称九沟十八峪，分布在方圆90平方公里的山谷沟壑中，大庄800多户，其它各峪300户、500户不等，最少的只有几户人家，对外统称为鲁家峪。

历史上，鲁家峪盛产擦石取火的燧石。到本世纪30年代，大庄还设有火石行，专门把成百上千吨的火石片贩运到天津码头销售到东南亚，大量的火石开采，形成鲁家峪一大奇观：山半腰的燧石层中，布满了不知始掘于哪个朝代的火石洞。这些洞有大有小，有的口小洞大，有的洞中有洞，多的数不清。仅东峪东沟两侧，精略统计就有60多个。随着社会的发展，火石已成为历史，然而在抗日战争中，那些先人遗迹，又有了新用途，至今仍保留着悲壮而雄浑的历史回声。

1940年1月阁老湾会议上，冀东区党分委做出决定：将鲁家峪开辟为抗日根据地。鲁家峪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地形、洞穴等有利条件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政府和冀东军分区司令部所属各单位，分别设置在北峪和东峪，兵工厂、修理所、炸药厂和军械、军需处、军分区卫生所以及《尖兵报》、《冀东战报》、《坚持》杂志等报刊社，都隐蔽在鲁家峪的火石洞里，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八路军十二团、十三团各一部，有了鲁家峪这个立脚点，得以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战略计划，成为冀东中部重要的战斗堡垒。

正因为此，自1941年到1942年两年中，日寇先后7次烧杀清剿鲁家峪，杀害抗日军民830人(不包括外乡逃难死伤人数)，累计烧毁房屋4000余间。

原驻冀东第二十七师团少将步兵团长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在其《我在冀东任职期间的军事行动》供称：“……1941年以来，由于八路军威胁、治安紊乱，而在丰润、遵化间，一再有小部队被(八路军)歼灭。第一联队长田薄竹治大佐曾经为此进行多次讨伐，但没有结果。特别是退往鲁家峪方面的八路军，在鲁家峪附近始终没有下文，简直无法可使，经常叫我们扑空。这多半因为鲁家峪是各方面道路的集中点，八路军四散了吧，若非如此为什么一点情报也没有呢?我认为全村的农民都通敌了。……由于这次讨伐得知鲁家峪有窑洞阵地，大部分八路军退在这里，过去每次讨伐，八路军总在这里消失就是这个缘故……。”

由于马成金(原名杨连甲，八路军供给处的工作人员)被捕叛变，向日军供出了鲁家峪的一切军事秘密，甚至连大庄后街武装班长李有凡在给他母亲戴孝都告诉了敌人。所以，得到这些情报后，铃木启久专程从唐山赶到鲁家峪，1942年4月16日，亲自上山指挥清剿，指示“对俘虏充分检查后给予适当处理”，命令第一联队长田浦竹治大佐：“继续扫荡，不放过一个窑洞，彻底歼灭之；所有窑洞全部毁掉，以免今后(八路军)利用。”

这样，从4月16日到5月2日(农历三月初二到三月十八)，鲁家峪根据地的抗日军民，遭受了一场炼狱般的法西斯毒气杀戮。对那场劫难，人们刻骨铭心，50多年后仍心有余悸。

东峪74岁的刘文采老人回忆说：“大围攻那天后半晌，日本子两挺机关枪开道，从村西一直“突突”，在山上驻下没撤。第二天早起，我从红石崖的山缝儿往下看，一批一批的日本子跟治安军开进东峪，满山遍野焦黄(指黄军装)一片。八岔峪山梁儿上还有个日本子官儿手拿个话筒指挥，旁边有日本兵摇着个啥机器(日式发报用手摇发电机)呜呜响……”

77岁的老报国队员高连祥说：“日本子上山挨着个儿掏洞，治安军(士兵)不敢不听(命令)，就拿刺刀押着抓到的老百姓，由老百姓在前边打头阵进洞抓人，从浅洞子里搜出不少人，深洞子掏不出来就放毒瓦斯薰。那玩意儿有一把多粗，一叉多长，一点着引信，就见一股白烟儿跟指长虫(蛇)似的往洞里钻，从对面儿山崖上看的真真切切。三、四年后，我不经意儿地捡了个瓦斯罐儿摆弄了一下，忽的一缕儿尖辣味儿直窜鼻子眼儿，薰得眼泪直流，一连打了两三天的喷嚏，直打出血丝儿才算；手也刺痒了好几天!你说毒性多大!”

54岁的东峪村长刘少勤，算是幸存下来的最小受害者。其母曹老太太提起那场劫难，开朗的脸上仍不免闪过一缕阴霾：“那年月，想起来就让人心惊肉跳。那天是敌情儿来的急，大伙儿都来不及钻洞，要不哇，薰死的人更得多!我抱着刚生下仨月的少勤，背着他二姐跑不快，就近儿钻了最底下的水洞子。任凭外边儿咋喊也没出去。不大会儿，就有一股子呛鼻子辣眼的怪味儿钻进来，薰得人吭吭的咳嗽缓不过气儿来，亏了钻进水洞子，滴滴哒哒下雨似的水珠子解那毒气!大人都受不了，少勤可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听有人喊鬼子走了，赶紧钻出来，哪承想是特务使坏。日本子把大伙押到大庄，紧跟着东峪、北峪也被赶下来不少人，鬼子逼问八路军、村干部是谁，不说就打，再不说就杀，死了不少人。一个特务模样的人，偷偷塞给我两片药，我就着奶水儿赶紧给少勤喂下去，这才捡了他一条小命儿!——那一准儿是咱们的地下党，特务哪儿有那好心肠儿!……”

在北峪的后山坡上，大难不死的李长祥指着几堆荒坟惨痛地说：“大围攻那年我11岁，舅舅他们仨跟我们一家6口钻进这个狐仙洞子。日本子用绳子绑着抓住的人探洞，都是乡亲，明知是我们一家，也跟洞外的日本子说没人，两次都这么糊弄过去了。可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我偷偷爬到洞外摘青枣吃。父亲想出去找点东西给大伙儿顶顶饿，到我睡醒一觉也没回来。忽然有股糊焦味儿，接着又放了毒瓦斯，我妈把我按到水坑子里，她也把脸贴着水面，总算没给薰死。等日本子撤走出来，见洞口有没烧完的棉被，父亲在洞外枣树底下躺着，浑身上下没几块好肉皮儿，给活活用香火儿烧死了(洞口有迷信的人烧香，留下成把的半截香烛)!进去9个人只剩下我妈我们俩，妈被薰的成了哑巴，一年多说不出话来，我泡在水里也留下了寒病根儿。请人进洞拖出舅舅和姐姐他(她)们的尸首埋了，两个弟弟就留在里边儿了!后来洞口坍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亲身经历或亲睹日本侵略军妖兽般惨杀中国人和乡亲们，在鲁家峪还可以找出很多。据了解，只有报社的十几个同志，侥幸躲入岔洞，后被乡亲们扒开洞口炸塌的石块才幸免于难，其余被薰死在洞里的人就难以统计了!

最惨的要算东峪的狐仙洞，是个地势比火石洞略高的天然石洞，极尽天工造化之妙，洞口竖石标立，十分隐蔽，洞体粗细相间，高阔处如厅堂，可容数百人，狭隘处似关卡，只可单身爬过。如此一粗一细延伸到山腹不知几许，据说点了四根蜡烛也没摸到头。岔洞中有石渗水滴下，可谓避难的好地方。打新城下来的百多名伤员，大多在洞里养治，加上地方工作人员和本乡、外乡的群众躲进洞里。但由于马成金告密，日军大队长日野原松市命令小队长安本专门带一个排驻守在洞口，逼着马成金进洞搜查，被打伤胳膊逃出来后，安本下令往洞里施放毒瓦斯。李现的老母亲被熏得受不了，爬出洞外，刑问洞中情况不说，惨遭日军杀害。

日军在洞外驻守了七天七夜，向洞内施放毒气十余次再无人出来。日军逼特务进洞搜查，在第一个大洞见到20多具尸体后没敢深入，安本听了报告，命令部下把从八路军兵工厂收缴的炸药和地雷堆放到洞口，然后从对面山梁用山炮引发，随着爆炸声，洞口被毁，大洞坍塌。

抗日政府在敌人撤退后，组织人员扒开洞口，救出部分一息尚存的抗日军民。为纪念牺牲的同志，人民群众把狐仙洞称为烈士洞，今残洞犹存，上有全乡青少年捐资建水泥志碑一座。

铃木启久的供词印证了上述事实：“……每一个窑洞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没有一个投降的，若干窑洞是用瓦斯歼灭的。这次战果，洞里人数虽不能肯定，至少歼灭一千人左右。洞外断定有50~60人，缴获步枪20支，轻机枪一挺，山炮一门、地雷许多、缝纫机二台。另外，俘虏约40人(可能有农民)……”。“关于鲁家峪事件，据后来调查，用斩、烧、毒瓦斯手段残杀平民200多名。还烧掉房屋1900多间……”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灭绝人性地使用化学或细菌武器，疯狂虐杀中国抗日军民达1131次之多，直接受害者不下20万人，河北省遵化市鲁家峪遭受日本法西斯的毒气残害，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践踏国际公法，用只有魔鬼使用的手法，疯狂杀害中国人民。60多年过去了，日本朝野中的军国主义分子，仍以其强盗逻辑，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进入”，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的“捏造”，不承认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实施“三光政策”，否认在占领区使用过化学武器，甚至把经过国际法庭认定的战争罪犯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当神参拜。孰不知，他们犯下的罪恶是永远抹不掉的！和全国各地一样，不止鲁家峪的“烈士洞”上竖了碑，每座山，每个火石洞，每个村民的心里，都是日本侵略者的孽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