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滦县境内的毒品倾销地主要在偏凉汀、县城、开平、倴城、稻地、榛子镇。开平、倴城、稻地已分别划归唐山市、丰南市、滦南县。偏凉汀是滦县的一个缩影。

偏凉汀现称老站，是冀东四十年代的商贸中心，水陆码头，经济活动十分活跃。随着经济的繁荣，卖淫、吸毒、赌博等危害社会和人民的腐朽行当也兴旺起来。《滦县文史(三)》中赵庆江的《老站兴衰五十年》一文记载：偏凉汀“那时仅妓女院、暗门子(没有合法经营手续的卖淫场所-编者注)竟达近百家。妓院上等一些的称‘班’，如‘花伶班’、‘花月班’，稍次一些的叫‘书寓’。一二等的约有十一、二家。末等的叫‘堂’，如‘翠云堂’等。”

“除妓院外，偏凉汀还有数家大烟馆，号称‘膏店’。如孙明远的‘远记膏店’，黄化禄的‘维新膏店’，姚子彬、李云山、董兰田的‘春江膏店’，华兰亭办的‘轩记膏店’等。大烟馆内设有烟房，有专伺候烧烟的服务人员。‘花烟馆’则由女招待负责烧烟。另外，还有日本人元口开办的‘洋辉旅馆’，若松奥山办的‘御寥里’，高丽人办‘世乃家’等。这些去处都是‘花’字号的，也称‘日军官兵行乐处’。当时的偏凉汀设有赌场，打麻将、推牌九、押大宝、掷骰子、游小壶……不一而足”

与偏凉汀隔滦河相望的昌黎县城，“当年在昌黎的日本和高丽浪人有137人，其中从事贩卖鸦片、海洛因的74人，开赌场、大烟馆兼卖鸦片的48人，开当铺兼卖鸦片的12人，几乎都同贩毒、走私聚赌有关。”(天津人民出版社魏宏远主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第25页)昌黎与偏凉汀相比，偏凉汀有过之而不及。昌黎的情形可为一佐证。

鹿鸣的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注)一文中，对“三毒”在冀东的泛滥有如下的典型概括：

“日本帝国主义为麻醉腐蚀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在冀东大大发挥它的‘三毒’政策：

一、洋行白面馆，吸收了我们的大批金银，屠杀了无数青年男女，扶植盗贼，制造娼妓，培养汉奸。

日鲜浪人跑遍了冀东一切穷乡僻壤，开设起洋行白面馆来，大批贩卖毒品。平均每县都有百几十家，只唐山一处就有80家。他们租一处房子，挂出太阳旗子，就可以吸引无数中国男女大吸起白面来。每天一家洋行要五元钱开支。无论任何人，一上瘾，难以逃脱，不到一二年就呜呼哀哉，狗一般的死去。在城镇中，冬天一日夜间可以看见无数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水沟中，他们都是从洋行白面馆抛出来的。‘白面鬼’每一个村庄都有数人、十数人或数十人。吸白面打吗啡，这些人都逃不出鬼门关。每年平均死去的数目，统计起来真可骇人。日本帝国主义就用这种方法杀害了我们数万数十万同胞，真正可怕!现在城市中或农村中，染有嗜好者增多，这是冀东人民中一个最大威胁。

洋行白面馆押小当，不管是从哪里从来的东西，只要一送到洋行里，谁也不能去找，往往瘾君子们把农民的米柴驴牛偷出来换白面，农民无可奈何，助长了偷儿的勇气，大大损害人民安宁和利益。

许多青年妇女一染有嗜好，堕落为娼，白面客的妻女也往往押在洋行里边，换白面吸，打吗啡。白面馆不但贩毒，且兼作当铺生意、贩卖人口等。有些地方的洋行，更无法无天，居然出货枪械，供给土匪行抢，坐分脏品十分之二(二八扣)。如唐山就有这样的事情。有些无耻的土豪劣绅与洋行白面馆勾结起来，形势就更严重了，可以大批的制造汉奸，替日本效力。

二、赌局、花会的盛行，也与日本武力侵略同时并进。在各城市中、乡村中，设立了无数的俱乐部(赌局)、花会、落子馆，日鲜浪人当东家，由汉奸流氓跑腿，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聚集着许多人赌博。有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为此而破产堕落下去，因为赌博疲倦时，最易染上吃白面打吗啡的嗜好。

三、娼妓也随着日鲜浪人的足迹散布在各地，洋行俱乐部中都有大批妙龄女招待(实际上是变相的娼妓)引诱男子沉迷于白面馆俱乐部中，日趋于堕落的地步。

洋行(白面馆)、俱乐部(赌局)、花会、娼妓、妇女招待，是日本帝国主义毁害中华民族最毒辣的方法。四年以来，冀东人民已经受了最大的危害，几乎每个市镇每个村庄都有染上嗜好的人。他们--衣服破烂，面目可憎，形体腐朽的走上灭亡途中的青年男女--是深深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陷井而不能自拔。就这样吞灭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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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载1937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九期。鹿鸣为李运昌化名。这是运昌同志在延安白区工作会议后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