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中华大地，烧、杀、掠、掳，暴行累累，更有甚者，是其施用毒计，在我国开设“土膏店”，从身心方面加害我同胞，从而使我中
华民族肌体残朽，精神泯灭，失去抗敌之能力，可谓恶毒之极。现就小山“土膏店”一事揭露其罪行。
    1938年，在日军阴谋策划下，日伪唐山当局设置“禁烟局”并开办“戒烟药料店”。由大汉奸、伪商会会长吴杞芳任“禁烟局”局长兼“戒烟药料店”经理。所谓“禁烟局”，挂羊头，卖狗肉，名禁实纵；而所谓“戒烟药料店”则更是荒谬绝伦，它不但不营戒烟药物，反而开设什么“戒烟馆”。此馆不干别的，却专卖大烟土(即熬大烟膏的原料)，故其真实店名。乃“土膏店”。经营此类“土膏店”者，均为能与吴杞芳相勾结的豪绅、地痞或有权有势之徒。当年仅小山境内即有膏店13家之多。如“成记”、“小小”、“声记小洞天”、 “益泰公”等等。霎时间，唐山周围各县、镇亦相继开办“土膏店”。于是，“土膏店”遍布冀东大地，毒害我人民。
    “土膏店”即大烟馆。馆内设有经理、跑堂(看大烟灯的)等人员，后又增设女招待(实则为卖淫娼妓)。店堂内设大炕和单间。一般吸烟者多上大炕，官、绅、豪、富，挑情说事者，则专点单间。当时戒烟馆规定，凡到“土膏店”吸烟者，须购买“戒烟证”，每证大洋三元。此举不过掩人耳目，无证吸烟者亦不在少数。吸客进馆可自吸独灯，亦可吸对灯(二人共同一个烟灯)；男女二人亦可吸对灯。烟膏两角一份（一个烟泡)，另外赏“小柜儿”，赏多少吸客随意。在烟馆吸烟可叫饭，还可住宿。一家“土膏店”可同时接待吸客约30人，通宵达旦，每每客满。嗜吸者常忍瘾强待，其难熬之苦，不可言状，一俟烟枪到手，却又笑逐颜开，真是“抽”与“不抽”，情同两世。虽为烟馆，富有者外出候车，亦到烟馆逗留，赌徒恶棍也常集于此，地痞无赖以烟土走私渔利者不乏其人。可见烟馆之脉络。

吸客越多，中毒者愈广，其流弊则益深。当时社会，抽大烟成风。权势富户接人待客，先点烟灯后沏茶；馈赠亲友，烟土为上。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不抽大烟不算阔”，因此，官、绅、商、贾、阔、少、贵妇，或出入烟馆，或居家狂吸，风靡一时。大烟上瘾中毒者，俗称“大烟鬼”。其肌体衰朽，精神萎靡，深受摧残。人们形容身体不好，面色欠佳的人，为“抽大烟的”，便是具体写照。人们回忆一些吸烟受害者，虽陷困境，穷得十冬腊月披着麻包片子，冻得浑身哆嗦，夜里钻饭馆灶膛过夜，但烟瘾上来，借、当、偷、骗，还是“抽”。所以，沉湎于此，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当年，瓦房街首户刘献云，其次子人称“二少”，家资殷富，出则保镖扈从，入则使奴唤婢，可谓盛极一时。但沾染烟瘾，家道日落，终致街头行乞，死在老盐店胡同(即东局子附近)。红极一时的唐山第一名妓“小粉包”，从抽大烟开始，到烟瘾日重而抽“白面儿”，最后也毙命于街头。小山前街一妓女“双玉”，姿色秀丽，虽近于权贵要员，亦不免丧生于烟土。以上，仅举三例而已。
    那时，烟鬼暴尸于街头巷隅乃属常事，因此小山曾成立过“掩骨社”，天津人丁绍武为首。每有死尸，即抬走掩埋，但附近居民也常常募集二三元钱，雇两个乞丐将死者扔于荷花
坑司家施舍的义地了事。于此，大烟为害，可窥一斑，烟毒之剧，大见约略，而日寇侵略罪行，当更昭然于世。

    (唐山市路南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出版，1985年12月版，第4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