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鸦片兴起始于晚清，朝廷里慈禧太后、某些太监、官员都吸食鸦片，当然地方官吏、军阀、富人、商人们种、收、制、贩、吸鸦片也就不犯法了。遵化也不例外。遵化历史上与口外的青龙、平泉、兴隆、承德等县商贸频繁，依赖性、互补性很强，遵化人、玉田人在承德、平泉落脚经商者颇多。比较贫穷的口外，若将盛产的鸦片运销口里蓟、遵、丰、滦、昌、乐、迁等县销售，这是官吏、军阀、商人们日夜都在想的美事，遵化直接受到热河省大量种植、收售、制作、贩卖鸦片的严重冲击和影响。热河省官吏、军阀如汤玉麟等人和富人、商人都想方设法将大量鸦片通过滦河运往滦县，从而销往唐山、秦皇岛等地，以获取暴利，长城沿线的冷口、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洪山口、罗文峪、鲇鱼关、大安口等地也是商人们偷运鸦片选择的要道。口外土匪颇多，劫获、积存、出售鸦片也是他们惯干的一本万利的买卖。遵化城南小老峪姓李的在承德经商数年，把挣来的钱都买了鸦片、雇八个骡驮子从承德县走山路在兴隆县的车河岭被大股土匪劫获，不久即运到遵化销售。

不愁无货，买来容易，价格不贵，官府不管，这是遵化全县吸毒者日增，烟毒泛滥成灾的客观条件。烟毒成为遵化很长时间污染社会环境、损坏人们身体健康、助长腐败堕落、浪费钱财的一大公害。官府、军队、商号、妓院、旅店等把鸦片看成是享受、应酬、招揽生意、结交朋友的必需品，此风从城内扩展到县城周围村庄及距县城较远的大村镇，如有传统集日的马兰峪、石门、平安城等地。当时吸鸦片的大都是公职人员、军人、商人、富人，穷人、妇女吸鸦片者甚少。

民国建立后，吸取晚清不禁烟毒的严重教训，县设禁烟局。遵化禁烟局认为，狠抓种植鸦片的口外的兴隆办事处所辖的广大山区为上策；堵死产地、收集、加工这一条线，切断或减少货源是主攻方向。孰知地域广阔的兴隆山区，男人、妇女都会种大烟、割大烟，禁烟局把主要精力放在口外，禁烟局人员去兴隆工作还经常遇到阻力，花费人力、物力不少，结果收效甚微，还放松了县内甚至眼皮底下的禁烟工作，实践证明，禁烟局的战略有问题。即使兴隆产的鸦片少了，而从青龙、平泉、承德、滦平等县偷运来的鸦片有增无减。禁烟既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要根治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公害十分不易。

1937年，日军完全占领遵化以后，他们禁止吸毒，但为了笼络人心、安抚下属，让更多的人为其效劳，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所以表面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军人吸毒，实际上是有禁不止，查而不严。县公署、警察署、警备队、自卫团、新民会、商务会等较大机构的头目不敢吸毒，但这些机构的下属及派驻县城以外的基层单位的公职人员、低级军官、士兵吸毒者颇多，警长、警察、特务、警备小队长，吸毒者颇多。甚至允许某些人在城内民主村开设鸦片膏店，出售大烟泡和白面(海洛因)，还允许某些人在城南  牛桥用几十亩好地种植大烟，城南大草店的闻广富还在口外买地雇人种过大烟，同村的孙树青还贩卖过“白面”。这时吸毒已扩散到穷人、失业者、二流子、妇女，不少人成瘾后缺钱再买烟泡只得改扎“吗啡”，直接损坏健康。有的吸毒者被迫铤而走险，犯罪坐牢；有的倾家荡产，夫妻离异，沦为乞丐。城外附近村落几乎村村都有不少人吸毒。以后调来了原东北森林警察讨伐大队即“一心”讨伐队，一半官兵抽“白面”，他们把领来的口粮、薪晌换成“白面”。

抗战胜利后，我民主政府立刻颁布禁烟法令、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查种、制、卖入手，狠抓改造烟民、二流子、懒汉的工作，经过几年的上下齐努力，到建国前，全县已基本杜绝了烟毒泛滥，改变了社会风气，挽救了一大批的烟民，使整个社会向健康、文明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遵化市政协编：《遵化文史资料》第八辑，1995年版，第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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