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兵力吃紧，其连续进行的一至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被抗日军民相继粉碎，企图把华北变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罪恶阴谋遭到破产。敌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１9４２年８月在北平召开兵团长会议，继续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大挖“遮断壕”，将抗日根据地细碎分割，“梳篦清剿”、“辗转剔抉”、反复“扫荡”，蚕食基本区，企图根绝抗日基层组织；一方面集中全力在冀东长城沿线之迁安、遵化山区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以此扼住抗日武装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达到其“竭泽而渔、确保华北治安”的目的。
当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迁安县辖区与邻县接壤地区先后成立了丰滦迁、迁青平、迁卢抚昌联合县抗日政府，迁安至建昌营公路以西的长城沿线地区属迁青平联合县所辖。早在１９４０年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加之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军将其划为“非治安区”，视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之一。
１９４２年８月中旬，日军驻迁安守备队队长滕川协同伪警备队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家屯等据点伪治安军１０００多人，在迁安长城沿线百余村庄反复“扫荡”，疯狂抢掠、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并强行逼迫数以万计的民夫挖壕沟、修筑炮楼。首完成了东起刘家营（今卢龙县境内），西至刘皮庄一线的深１丈２尺、宽１丈的封锁沟，并沿途修筑了徐流营、朱家店、草场、郑庄、建昌营（据点）、雷庄、东密坞、西密坞、三岭（村南、北山各1座）、张庄子、黄金寨、大何庄、小何庄、万宝沟、曹古庄、沙涧（今属迁西）、刘皮庄等１８座炮楼。炮楼分别以班或排为单位进驻日伪军把守。
这条封锁沟东西长近百华里，北至长城约８至２０华里。内部地区７２个村庄，即为“无人区”，长城南侧８华里内，为“无住地带”。并在封锁沟沿线南部沙河庄、王古庄、刘皮庄、五重安、三岭、黄金寨、大崔庄、小崔庄、大新店、平林镇、后窝子、前窝子、曲河、小套等十几个村庄修筑了“人圈”，即沿每个村庄周围挖成深宽各约１丈的壕沟，或打上木桩织成铁丝网，村口设一吊桥，限制出入（多数村庄没有建成），形同长城外伪满地区“集家并村”的“部落”，因此当地人也称之为“人圈”。
日本侵略军还将迁安西部地区的王家湾子、水峪、白龙港一带宣布为“无人区”（敌人称之为“暂时无人村”），用于封锁丰滦迁抗日根据地（尽管多次烧毁王家湾子、水峪、龙湾、金龙口、混屯峪、黄槐峪、白龙港等十几个村庄，企图“集家并村”，但是遭到游击区抗日军民的坚决抵制和沉重打击，“无人区”的设置始终没有成功）。
壕沟、炮楼完成后，１９４２年底，日本侵略者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更加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长城沿线迁安“无人区”内７０多个村庄数千名群众被强行赶入“人圈”，野蛮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４００余人，摧残无辜群众近千人，烧毁房屋６４００余间。仅在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1942年农历腊月初十）这一天，就放火烧了小关、白洋峪、大庄、小庄、抬头岭、商庄子、娄子山、大洼、装货沟、石梯子沟、五道沟、四道沟、大沟、石门、新开岭、马井子、杏山、铜洞子等１８个村庄，几千间民房和未来得及转移的大部分物品俱葬火海化为灰烬。当时有２００户的小关村就被烧毁房屋近千间，使这村成为一片废墟。更加残酷的是地处伪满“国境”线关卡的白洋峪村竟先后被烧８次之多，就连一个窝棚也不能存在。大庄村农民刘开山宁死不进“人圈”，毅然扑向火堆，发出阵阵撕肝裂胆的呼喊：“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你们就烧吧，宁可烧死也不给王八蛋挖沟！”大火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以生命和血的代价控诉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暴行。白洋峪村杨义、占友、宫桂荣也因不愿“集家”被日军当场打死。
“无人区”大部分群众，誓死不进“人圈”。栖息山上住窑洞，冬不能御寒，夏不能防暑且非常潮湿，近千名群众染病而死。当时有８００口人的小关村就死去３００余人，仅郭印忠一家就死去８口人，李权福一家老小６口人也先后染病而死。腥风血雨笼罩着的“无人区”，噩耗频传，尸骨遍地，惨不忍睹。
“人圈”里的生活则更是苦不堪言。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夜不关门，以待日伪军随时搜查，许多妇女被乘机奸淫，就连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６０岁的老太太也不能幸免。“人圈”里的群众啼饥号寒，多以野菜、树皮、草根、白薯秧叶充饥。过着“衣不遮体，糠菜半肚”的生活，冻饿而死的群众难以数计。“人圈”里的男性群众均被强迫去挖沟、修筑炮楼。小关村郑印宝不满14岁就被抓去作了苦役，稍稍怠工就遭到毒打。一次郑印宝等７个小孩只因迟到不足一分钟，便遭到了日军迫其跪石子、晒太阳的惩罚。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几个可怜的小孩的脸上滚落下颗颗豆大的汗珠，稚嫩的小腿跪破了，血染红了石子。即使这样，也没有免却日伪军劈头盖脑的皮鞭、枪托的毒打。
在日伪军规定的“无人区”内，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并在“无人区”边缘地界标有“无住禁作地带”的木牌。农民不种粮食何以为生，“人圈”里的百姓，只能乘夜间偷偷逃出，摸黑耕作。但是，灭绝人性的敌人企图断绝抗日群众一切生存条件，地即便种上，却仍然遭到敌人的毁坏。驻黄金寨塔山炮楼伪治安军一个姓史的班长恶毒地对出逃耕作的群众唱起小调：“我们当兵的到处有饭吃，南京不收，北平收，南京、北平都不收，河沟两岸种中秋。你们这里不种芝麻我们吃香油。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你们是天生的短命鬼，荞麦也不让你们种。”群众强压着内心的怒火，眼瞅着已过芒种时节，地种不上，心急如焚，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了。
日本侵略军还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恶毒手段。实行联乡保甲制，十户为一甲，五户联座，一村为一保，数保为一乡。并强令各村组织建立“反共自卫团”（亦称“反共会”）。当时迁安范围内普遍建立了伪大乡。北部“无人区”，以擂鼓台为中心，从于家坎、坎辛庄西至罗屯、沙涧、曹古庄、刘皮庄这块地区有３０多个村子建立了“反共会”组织。一部分投敌叛国的民族败类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铁杆汉奸，成为敌人镇压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傀儡”政权和御用工具。日军特别注意利用“汉奸”的特务活动来监视、威胁人民，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日华亲善共存共荣”等欺骗口号来腐蚀“无人区”人民的民族精神，从而加强其殖民统治。
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即“无人区”范围内）高玉芝、魏东风、司营、任宝合４个民族败类相继叛变，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抗日工作受到严重威胁，斗争环境异常恶劣。这些汉奸，为讨好主子，不遗余力地“刺探情报”，并带领日军拼命“清乡”搜查，频繁“扫荡”。北部“无人区”的敌人仅１９４２年８月８日至８月２７日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彭家洼、东密坞、西密坞、大崔庄、小崔庄、三岭、芝草坞、大庄、提岭寨、白洋峪、商庄子等北部地区十几个村庄“扫荡”十多次，抓捕抗日干部群众２００余人，杀害干部群众１００余人，烧毁房屋６００余间。１９４３年底，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抓捕并杀害了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报国会主任李光和建东、建委三名区委主要负责人。更残暴的是日军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０日，举行集体大屠杀，将３００余名干部群众杀害在大杨官营的老牛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惨案。
“人圈”里的群众一切活动都要在日伪军严格控制下进行，出门要出示“良民证”，否则以“通匪”论处。敌人还强迫村民为其看护电线杆，并落实到人头，以性命担保。侵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疯狂“扫荡”、“蚕食”，制造“无人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残酷的阶段。迁安大部分地区被“蚕食”，地方武装被迫撤出，八路军主力部队十二团，为避敌锋芒也曾一度转移到外线活动。抗日政府在异常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顽强地坚持“无人区”的斗争：组织群众乘夜间去“人圈”、炮楼喊话，争取伪军弃暗投明。还在伪军和伪大乡中开展“良心大检查”。通过抗日力量的工作，黄金寨、姜庄子、雷庄、高古庄、大庄以及青龙河东岸１８座炮楼２００余名伪军相继起义，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政府组织群众破坏“人圈”和“遮断壕”，采取了“磨洋工”或“白天挖，晚上平”等办法，有效地阻止了日伪对“无人区”的设置。小关村青年农民郭明奇曾多次组织黄金寨“人圈”里的群众平沟，并放火烧掉了黄金寨“人圈”出入口的吊桥。大庄村报国会主任刘存本动员本村２００多名青壮年一夜间将三岭“人圈”木桩全部拆掉，并放火烧毁。迁青平联合县第三总区负责人周青还带领白道子村２０名民兵，深入口外张杖子俘虏５名监修“人圈”的伪警察。郭明奇等民兵骨干还经常活动在“无人区”，埋地雷袭扰、消灭敌人。敌伪试图在长城沿线东部地区东、西密坞以东建昌营附近建立“人圈”，遭到抗日群众的抵制和打击，始终未能建成。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人圈”也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滦东新区的开辟，“人圈”相继被摧毁。
抗日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到１９４３年底，全部摧毁了“人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制造“无人区”的阴谋，沉重打击了它的残暴的血腥统治，基本区得到了初步恢复和发展，从而度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阶段。
节选《唐山抗战伤亡损失纪实》专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