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滦县抗日军民同日伪进行了殊死搏斗，滦县境内曾经发生过许多重要战役和重要战斗，按发生的先后顺序综述如下。

 （一）

1941年3月30日至同年9月，日伪军连续推行了第一、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在此期间，伪华北治安总署为加强对八路军游击根据地的破坏，在滦县城内设立了“唐山行营前进指挥所”。由伪治安军军咨局长田文炳、总次长杜锡均坐镇指挥。这个机构以迁安、卢龙北部山区为战术要点，在两个月的时间出动第四、第六两个集团（每集团辖2个团），对丰润东部、迁安、卢龙、滦县、昌黎北部地区进行“扫荡”，在寻找抗日主力作战的同时，对以上地区的抗日群众实行灭绝人性的屠杀和摧残。

在6个月的时间内，滦县境内先后发生了王官营惨案、韩家哨惨案、东西营惨案、杨柳庄惨案。

发生的战斗有韩家哨战斗，也称韩家哨突围、韩家哨惨案。

1941年6月7日（农历五月十三）晚9点，丰滦联合县基干队第三大队由队长李臣带领两个中队40余人进驻榛子镇东南10华里的韩家哨村。次日凌晨，村子被包围。基干队隐蔽在村内一农户的院里，并未被敌发现。日伪军找不到八路军便将群众驱赶到大街上。被驱赶的群众集中到村东大庙时有800人。

基干队员在院子里听到日伪军折磨群众的声音，怒火中烧，便向日伪军开火，日伪军分出兵力包围基干队，并继续驱赶群众。到上午9点，开平、板桥、赵各庄、古冶等据点之敌赶来增援，基干队被重重包围，无法冲出。日伪军用刺刀逼着群众挨家挨户点火烧房，想把基干队烧死。附近于家坨、渠里、北小寨、麻湾坨等村的共产党组织闻讯，组织群众和村内武装民兵开抢、呐喊惑敌，敌人中计，乱了阵势，群众和基干队乘机突围。在突围中，县基干队牺牲24名队员。

（二）

第三次“治强”是从1941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防卫重点由冀东转移到津浦线，冀东地区的防务由伪华北治安军“独立承担确保”。

中共冀东区党分委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掀起打“治安军”战役。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游击队在丰（润）、玉（田）、遵（化）地区连获重大胜利，打乱了日伪军在冀东的战略布置。

滦县境内此间虽无主要战斗，但是，中共滦县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抓住打“治安军”战役的有利时机，一方面发展抗日武装，组建和充实各级游击队，一方面抓紧党的基本建设和群众抗日团体建设。滦县西北部榛子镇、杨柳庄、九百户地区的山区党组织、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都得到较快发展。

（三）

自1942年3月30日开始，以两个半月的时间，日伪推行第四次“治强”。第四次“治强”期间，日军第二十七师团返回冀东中东部，配以伪治安军十七个团，对冀东基本区进行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党组织、群众抗日团体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均遭重大损失。据《滦县革命史》记载：“滦县境内被杀害的群众近千人，被抓劳工600多人，近万间民房被烧毁，基本区一半以上被蚕食，区村干部、各级地方武装人员牺牲近800人”。

中共冀东地委召开王厂沟会议，决定发动一次“青纱帐复仇战役”，收复被日伪蚕食的地区。其间，发生在滦县境内的战斗有：

1、太平庄战斗。

1942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三），“冀东八路军主力第十二团二营设伏于迁安县新店子以西、滦县干河草以东，袭击伪治安军第十八团八连，伪治安军全部被歼灭，缴轻机枪2挺，步枪60余支。

2、商家林战斗。

1942年7月2日，冀东八路军主力第十二团二营在迁滦卢基干队配合下，于滦县商家林附近马各庄以南截击伪治安军汽车3辆，歼伪治安军副团长傅铁石以下70余人，尔后攻破樊各庄据点。

3、干河草战斗。

1942年7月16日，冀东八路军主力第十二团一部，围困滦县上五岭据点，断其粮饷，驻迁安沙河驿据点的伪治安军由集团司令刘化南带领两个团增援上五岭据点，行至干河草附近，被十二团击溃。18日，十二团团长曾克林率部设伏于干河草，实行围点打援，歼灭日军180名，缴重机枪2挺，轻机枪5挺，长短枪百余支，给养大车百余辆，俘治安军200名，制造潘家峪惨案的主犯，日本军官佐佐木二郎被击毙，刘化南被炸断一条胳膊逃窜。(附件1)

7月25日和26日，八路军第十二团和冀东军分区特务连先后攻克野鸡坨和油榨据点。

7月底，青纱帐复仇战役结束。青纱帐复仇战役中，逼退和攻克滦县境内的日伪据点有：

商家林、油榨、樊各庄、石梯子、野鸡坨、上五岭。如此战果，极大鼓舞了滦县抗日军民的斗志，为大规模开辟滦东和路南创造了良好条件。

4、陈家沟战斗

1942年7月，滦卢联合县第一区武装报国队队长张小川和该区区小队长李恩良等13名队员在滦县陈家沟设伏，截击外出扫荡的雷庄据点的日伪军，击毙日伪军10多名，缴获轻机枪2名，炸毁卡车一辆，获步枪25支，手枪3支，子弹两三千发。创造了民兵武装打三倍于我之敌的战绩，成为游击区民兵战史上的典型战例，受到冀东军分区的嘉奖。(附件2)

(四)

第五次“治安强化”期间（1942年10月28日~12月8日），日军方面还制定了“大扫荡”计划，称为“冀东一号终期作战”，与五次治强同步进行。在此期间，滦县境内日伪大量增兵，加之青纱帐已倒，敌之沟壕堡政策得以推行实施，根据地、游击区损失惨重，大小惨案连续发生。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处于隐蔽发展、积蓄力量阶段。此期境内无重要战斗。

(五)

进入1943年，冀东军分区直属第一区队组成，成为活动在唐山以东、滦河以西地域的区域性游击队（丙种团级）。中共冀东地委又做出《路南和滦东工作决定》。斗争策略是：“在准备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下，今天主要是积蓄力量，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不作破坏交通及公开破坏伪组织的行动。今天主要是瓦解伪组织，由内部破坏敌伪的神经系统，在军事上，不要过分的刺激敌人，军事活动是在启发与推动群众参加斗争。”、

1、1943年初，迁滦卢联合县与一区队密切配合，开展了“反挖沟战斗”。(附件3)

2、进入夏季，青纱帐起，冀东军分区发动了第二次恢复基本区战役。在夏季攻势中，滦县境内主要开展了反挖沟、反贪污浪费、反伪县长隋铭福的群众运动。在抗日武装斗争方面，主要进行了砸伪大乡、大破交。在此较巩固的地区，抗日政府发动了民主民生斗争。(附件4)

（六）

1943年夏季以来，武装斗争比较活跃。但是，从局部看，形势仍然相当严重。日军要确保在冀东的经济掠夺，改变了“彻底摧毁”、“绝对控制”的策略，实行“迅速逐步集结兵力”、“重点进攻”的策略，在战术上主动撤掉了一批据点，集中兵力控制铁路、公路、重要城镇，采取“长途奔袭”和“分进合围”的战术，对冀东区进行了六次大规模扫荡，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袭击党政军机关，妄图从关键部位入手，摧毁根据地和游击区。

1、1943年秋冬两季，滦县境内抗日军民主要进行了打“北特警”、“取缔反动道会门”和“封锁据点”的斗争。(附件5)

2、东吴坨战斗。

1944年6月，冀东军分区直属一区队第四连、滦卢支队二连及区小队设伏于县城西南60华里的东吴坨与长坨之间，伏击驻滦县茨榆坨据点日伪军。击毙日军29名，伪军104名，缴获步枪91支，轻机枪4挺，小炮3门，短枪7支，子弹3千余发。此役系一区队在滦县境内的重要战例。

附：1、冯闻智回忆录

2、张小川回忆录

3、《滦县革命史》节录

附件1：

冯闻智回忆录

1942年3月30日和4月1日，日本侵略者先后开始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冀东一号作战”，向我冀东抗日基本区进行残酷的大规模“扫荡”。这次“扫荡”以日寇华北驻屯军第二十七师团为主，纠集了伪治安军第二、四、五、七集团的十七个团和一部分伪满军，共4万余人。“扫荡”的重点是玉田、遵化、丰润、迁安、滦县等抗日根据地。4月6日，日寇侵华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赴唐山、丰润、鸦洪桥等地督战。疯狂的敌人，到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起大大小小的惨案，我冀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被敌人惨杀的冀东军民报仇雪恨，军区于6月初在王厂沟召开了追悼、复仇誓师大会。李运昌司令员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冀东子弟兵广大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死难烈士的遗志，奋勇作战，消灭日寇，粉碎敌人的扫荡，为牺牲的战友和乡亲们报仇！全军指战员人人义愤填膺，坚决响应李司令员的号召，誓死为殉难的烈士报仇。大会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复仇战役开始了。

曾克林团长率领十二团子弟兵，打回丰滦迁东部抗日根据地，积极寻找战机，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团部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驻在滦县榛子镇、杨柳庄几个据点的敌人即将断粮。原因是青纱帐起来之后，我地方武装积极活动，经常到据点附近袭击敌人，使这些据点的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既不敢外出抢粮，也不敢去滦县运粮，天天用电话向他们的上级叫苦。为此，滦县的敌人抓了一百多辆老百姓的大车，准备给榛子镇一带的据点送粮、送煤。根据这个情报，团首长们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打击敌人的好机会。最后，曾克林团长下了决心，坚决消灭这股运粮之敌。经过对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的详细分析，确定歼敌的战场选择在滦县（当时属丰滦迁联合县）的干河草、王店子、韩辛庄子一带。这里是运粮的必经之路，北临公路、南面靠山，地形复杂，能攻能守，能进能退；这里又是我们的抗日老区，受日寇的摧残严重，群众觉悟高，要求复仇的决心大。正如兵书上所说“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都具备，可以稳操胜券。根据考虑成熟的作战方案，曾团长下达了作战命令：二营住韩辛庄子，一营住鲁家庄、张家庄、龙坨，团部带特务连住孟店子。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由二营担任主攻，一营打敌人的后队，务求全歼。

7月14日夜，部队秘密开进指定地点。7月15日，数百名日伪军护送的运粮车队，由沙河驿出发，顺公路由东向西而来。刚走到太平庄子一带，距我军伏击阵地三五华里的地方，碰上我地方武装，双方打了一阵子枪，敌人不知虚实，便跑回沙河驿去了。

这股敌人在沙河驿住了一天没敢轻举妄动。第二天，他们分析了前一天交战的火力情况，认为是我地方小部队进行骚扰，事后必然转移走了。于是，便大摇大摆地开了出来。走在车队的前边的是一个营的伪治安军，后边是一百多名日本鬼子，排着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顺公路开过来了。

等敌人的前队进了王店子村，后队到了干河草村东北的时候，我二营营长杨思禄发出了出击的命令：六连向王店子出击，歼灭其先头部队；五连向干河草村东出击，打击敌人的后队！梁振宇连长带着六连指战员，像离弦之箭，一口气冲到王店子，迅速与敌人展开巷战。张纯连长带领五连，冲到干河草村东，向敌人后队猛烈开火。当敌人的先头部队与我六连在王店子打响之后，狡猾的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少佐，指挥鬼子兵迅速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南侧的廖家沟，凭借沟沟坎坎展开了火力，我五连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7月中旬的天气，正值盛夏，骄阳似火，我们的子弟兵从驻地出发，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因出汗过多，天气闷热，有的晕倒在半路上，有的刚与敌人交火就晕倒了。附近的群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战场，把中暑晕倒的和受了伤的同志背下来。孟店子村的王恩柱一连背下来几名伤员；韩辛庄子的孙玉奎老大爷冒着生命危险给战士们送水，解救中暑晕倒的战士；孟店子村女共产党员王云英同志，在战火中给子弟兵送水送饭；韩辛庄子的180多名群众参加了战斗。往前去的送水送饭，往回来的背伤号，运敌人丢在公路上的粮、煤。有的大车打坏了，就用人往回扛粮食。军民齐心合力，都为歼灭敌人这个共同目标而英勇斗争。

六连的出击非常顺利，攻进王店子村不久，一个营的伪治安军便全部溃乱。除前边的在打响后逃跑了一部分外，剩下的全部缴械投降。伪治安军第五集团司令刘化南负重伤后逃跑。

日本鬼子利用廖家沟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我五连几次冲锋都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压了回米。部队虽有伤亡，但指战员们都打得非常顽强，紧紧咬住这群鬼子兵不放。在这紧急关头，曾团长命令一营向公路北迂回，迅速占领大高庄，从北面向敌人背后出击。一营长欧阳波平率领部队很快绕到敌人背后，利用管河河套的有利地形，向敌人猛扑。一连长马骥率部攻占了廖家沟北面的一个坟地，从背后向鬼子兵猛烈开火，使鬼子受到南北两面夹击。当一连在北面跟鬼子打响后，杨思禄营长一方面命令五连准备冲锋，一方面命令炮兵班的老邓同志向敌群打炮。随着两颗炮弹在敌群的爆炸声和南北夹击的枪声，廖家沟的残敌乱了阵脚，慌作一团。一、二营的阵地上几乎是同时响起了冲锋号声。“向鬼子讨还血债！”……同志们的喊杀声、冲锋号声响彻云霄。一营和五连的同志们，首先冲进廖家沟，随后特务连和六连也冲了上来。顿时，廖家沟内，杀声震天，刀光闪闪，子弟兵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肉搏战。这时，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下了一阵雨，闷热的天气凉爽了许多。战士们被雨一浇，人人精神抖擞，杀敌的勇气倍增，刺刀闪处，鬼子兵嚎叫着倒在血泊中。经过一场激战，100多名鬼子兵，全部被我消灭，无一漏网。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村庄，群众纷纷拥到战场。有的抬伤员，有的帮子弟兵打扫战场，廖家沟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在欢乐和忙乱的气氛中，忽然有人喊了一声：“这回可真报了仇了，杀人魔王佐佐木被打死在这儿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围了上来，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很多人挨过佐佐木的毒打，有的亲人被佐佐木亲手杀害，所以，好多人都认识这个佐佐木。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亲手制造了举世闻名的潘家峪惨案，1300多无辜群众惨遭杀害，不知有多少冀东同胞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今天，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大批战利品运回村里，经过清点，计有：重机枪2挺，轻机枪5挺，掷弹筒2门，长短枪百余支，白面1600袋，煤60车，大车百余辆。这一胜利消息，很快传遍了冀东抗日区，大大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这一胜利消息也大大震慑了敌人，使日寇大肆吹虚的所谓“四次治强”运动成了泡影。

附件2：

张小川回忆录

1942年春，正是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高潮，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不再只是蹲在据点里做缩头乌龟了，一两个据点的敌人就敢出来在平原“扫荡”。为了打击敌人，振奋我方斗志，根据路南负责人丁振军、张振宇同志的指示，决定到河东去打一仗。

这是1942年的夏天，我挑选了12名报国队员，因我们人员、武器装备都不是优势，和敌人作战，只能打他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所以我们决定在陈家沟打一个伏击战，截击敌人。陈家沟位于雷庄东北6华里，坨子头的西北10华里左右，贾各庄东3华里，离铁路和敌人的据点都很近。这几个据点的敌人天天到周围村庄进行“扫荡”。为了不暴露我军的目标，由熟悉当地情况的李恩良同志带路，化装成日伪军。在天明之前，进入陈家沟村，伪保长不辨真假，热情地接待我们。我们在村街口树阴下，铺两张炕席，队员们有坐着的，也有躺着的，模仿敌人的行动。我们封锁了村东西两个方向。下午3点多钟，侦察员报告，听到杨各庄方向有枪炮声，我们马上进入阵地。阵地设在陈家沟村西北角的坟堆那儿，路东有个大坟堆，路西有三个小坟头。指挥员所设在两个坟堆中间的一个土坨子凹里，卧倒能隐蔽人。主力放在路东的大坟。埋伏好后不多久，敌人去严庄、谢各庄、杨各庄一带“扫荡”回据点，路过陈家沟。前头是一辆卡车，满载着日本鬼子和伪军，因为敌人天天如此出来“扫荡”，他们毫无准备，车开得很慢。从距离我200米起，我就瞄住了司机。以我的枪法为令，我不开枪，全队谁也不准打响。约离30米左右时，我一枪就击中了司机。车凭惯性又往前滑了一段，这时全队一起射击，就像穿糖葫芦似的，一枪“串”几个敌人，打得敌人无法还击，活着的纷纷跳车。队员们向车上和车两边扔手榴弹，炸死不少敌人，有的敌人往车底下钻。我见时机已到，下令冲锋，在冲到离车有3米远时，敌人的机枪开始还击。我马上卧倒，朝车厢里连开3枪，这时机枪不响了，我立即从车东边登上车厢，看见一个日本鬼子在死人身上向着我方瞄准。我一拎脖领子把这个鬼子机枪手扔下车去。位于路西的两个队员也冲上来了，一个叫李忠（外号叫三花子）。事后发现，一个日本鬼子挎包里装有抢来的一只老母鸡，队员们一看就火了，朝他后脑勺开一枪。三下五除二，一卡车鬼子就消灭了。后边的敌人部队扑向我方，我命令侦察班长常贵把汽车炸了，令同志们赶紧撤出。这时敌人的小炮、轻重机枪一通乱打。

我们这支队伍，在陈家沟战斗中，截击外出的日伪军，显示了勇猛的战斗精神，激战15分钟，安全地撤出了阵地，共消灭敌人10多名，生俘翻译官，缴获轻机枪2挺、六五步枪25支，手枪3支，子弹两3000发，炸毁敌人卡车1辆。在郝院头，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亲自接见了参战人员，并和13名报国队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得一挺机枪奖钢洋30块，一支步枪奖钢洋2块，每个队员奖一支钢笔，一件背心。奖给我30块钢洋和一块怀表，武装报国队受到军区通令嘉奖，该队被命名为“小川”部队，当时有家外国报纸还刊登过这份材料。通过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北宁路南、滦河以东的开辟工作，特别是极大地鼓舞了主力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加上青纱帐起来的有利条件，主力部队也活跃起来，接连打了敌人几个据点，有力推动了当时迁滦卢联合县抗战局势的转化。

陈家沟战斗以后，武装报国队命名为小川部队，在军事行动上归一区队指挥，进入了区队序列。我队就跟随丁振军、张振宇、张鹤鸣等同志活动在路南，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从路北的青龙山至路南的渤海湾，西至唐山市，东抵昌黎南等地。

附件3：

《滦县革命史》节录

反挖沟斗争

四、五次“治强”期间，日伪军为了割断北宁路南与路北、平原与山地、基本区与游击区、游击区之间的联系，达到其“蚕食”根据地，消灭游击区的目的，大挖沟壕，经过滦县境内的大沟就有三条。此外，还有一条大墙，这条大墙，西起丰润县的王官营，经滦县境内的孟家峪、七家峪、上五岭、赵庄子到迁安罗家岭、新集。墙高约八九尺，宽约5尺，长约百里，筑有20多个碉堡，可谓“百里长城”。

这些沟壕堡垒和大墙，对开辟新区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抗日军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信件传递、人员往来、物资转运等，一时都成了大困难，路南的工作人员到路北请示一次工作，要经过几个关卡，等于过几道鬼门关，有许多优秀干部牺牲在封锁线上，负责各条通路安全的地方干部，也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1942年秋，日伪拟将这些“战果”扩大到路南，割断新开辟区之间的联系。计划从滦县中部再挖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沟，东起滦河西岸的马城，经张各庄、茨榆坨、钱营、稻地，北拐至唐山，再与北宁路两侧的大沟连接，在滦县境形成“日”字形防线。

为确保这一计划的实施，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挖沟委员会。同时从沿海抓了大批民工、大车和物资，由民工自带粮草和工具，准备在1943年春节过后施工。

中共路南工委对日伪军的这一计划做了周密的打击准备。一区队在1943年春节的前一天集中了两个连的兵力，设伏滦县古马一带，准备截击挖沟队伍。中共路南工委书记丁振军、一区队队长张鹤鸣、县长张振宇等领导亲临指挥。

194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二）拂晓，各连进入阵地，区队部及一连一部埋伏在古马村东，俯瞰自东而西的滦张公路；三连一部设伏于溯河东岸的张边庄；其余兵力配置在潘庄、鲁各庄，分别警戒张各庄和雷庄方面可能增援之敌。战斗打响后，一、三连主力前后夹击，将挖沟队全部包围在古马村东二里许的溯河两岸的洼地里。顿时车马乱作一团。伪军中有个别开火抵抗者，很快被区队击毙，除个别骑马的伪军官员逃跑外，其余人员全部被俘。区队并不对伪军和挖沟的民工施暴，把他们集中起来，由区队长张鹤鸣讲话：“希望今天被俘人员回去后都要宣传反挖沟的意义，自己不再作挖沟人，动员其他人也不参加挖沟，不为日本侵略者卖命。”同时警告伪军：下次再参加挖沟而被俘，一定严惩。经过区队这样的两次出击，敌人感到原订计划很难实现，于是采取了任务到保、分段施工、限期完成的办法。区队和抗日民主政府则采取相应对策，实行控制和打击、应付和破坏相结合的办法，尽力阻止挖沟进度。具体办法是：白天由保长带队去挖沟，夜间由保长带队去填沟，谁挖的谁填；区小队和一区队队员混入挖沟现场，寻机打伤和刺杀监工和汉奸，或突然鸣枪制造混乱，搅散挖沟现场，或带动民工闹事、怠工、破坏工具。区队和抗日政府还贴出布告：严禁将石料、白灰等建筑材料运到挖沟工地，违者除没收外还要严惩。这些办法使敌人防不胜防，所以这条沟从春二月开始挖，一直到青纱帐起也没的挖出几里地，日伪军一看青纱帐起，就不得不放弃了这项计划。

夏季反攻

冀东军分区从1943年6月开始发动了第二次恢复基本区战役，各主力团分东中西三路越过长城向平原展开攻势作战，其中一路十二团六连在川林、刘庄、后店子与1200余日伪军激战12小时，毙伤日伪军290人，大大震慑了路南各据点之敌。一区队紧密配合，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在司各庄、姜六庄设伏打击司各庄出扰的日伪军后，又与兄弟区队配合，从陆地和海上夹击，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相结合，一举攻克南堡伪据点，全歼伪警备队一个中队。晏各庄一仗，歼伪治安军一个营，俘虏伪治安军副团长崔荣廷。一区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之后，路南形势陡转，内陆各村组织起工会，沿海组织起渔业工会，青壮年组织起民兵队。在此基础上，各村抗日救国齐心会得到大发展，党员、党小组、党支部的发展也水到渠成了。

迁卢抚昌联合县基干队队长高恒（原卢龙，现滦县沈官营人）于7月24日带领10余名队员，袭击了滦县老站伪建设总署，三把斧头劈死3名日军，缴长短枪40余支，轻机枪2挺，小炮2门。7、8月间，一区队三连包围古马据点，俘中队长张希昌以下67名，缴轻机枪1挺，步枪58支。十二团一部于夏官营粉碎驻榛子镇伪治安军103团2个营、伪治安军18团一个营，共计1000余兵力的进攻，激战4小时，毙伤治安军170余人，俘虏57人。在夏季攻势中，一总区公安队作战20余次，歼敌200余名，获得最佳战绩，9月，这支区级游击队编入县基干队。

在夏季攻势中，路南各级抗日武装为牵制路北敌人，配合冀东八路军主力恢复基本区，开辟新区，从路南实际出发，开展了三项大的活动。

一、大破交。为了切断敌人的交通、通讯，在丰滦、昌乐县境，一区队在区小队配合下用两天时间将通往奔城、胡各庄、汀流河、司各庄、长凝、曾家湾、张各庄等较大据点的公路挖为数段，并炸毁曲荒店、王土两座桥，砍掉全部电线杆。

二、砸伪大乡。个别伪大乡长甘为汉奸，为党政军民的抗日活动制造障碍，鉴于这些人在路南已成孤立状态，区队在当地抗日政府的配合下，仅用三天时间，将60多个亲日伪大乡捣毁。对顽固不化、死心当汉奸的伪大乡长实行镇压。大破交和砸伪大乡的活动，使各据点日伪军一度成为“聋子、瞎子、瘸子”。

三、发动民主、民生斗争。在比较巩固的地区，党组织通过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开展了反贪污浪费、推行合理负担、查黑地、减租减息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开展，推进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与建设，为抗日政权的巩固和党组织发展抗日群众组织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抗击“北特警”

1943年9月20日，日本华北特别警备队（以下简称“北特警”）编成。其中三个主力大队进驻冀东地区，第一大队（代号1414部队）驻滦县、昌黎。“北特警”是一支特殊部队，它是以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为骨干，配有现代化侦察设备，具有侦察、作战、策反等多种职能的特务组织。其活动特点是，在进驻某一地区时，不是集结驻防，而是分散在各据点内，对抗日根据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有的打入抗日党政军的领导机关，搜集情报；有的拉拢社会上层人物，网罗汉奸；有的以教徒、道士面目出现，组织发展反动道会门，形成武装特务组织；有的收买乞丐、地痞、吸毒鬼，组成情报网；有的以日本“反战同盟者”面目出现，直接找抗日干部谈话；有的则利用群众中封建迷信思想和愚昧落后思想，蛊惑煽动，制造谣言，动摇抗日军民斗志。“北特警”的活动，给抗日游击根据地带来威胁和较大麻烦。

“北特警”在滦县境内的活动很猖狂。1943年初秋，中共滦卢县委机关驻路北新立庄时，村干部向县委书记林文民反映有一个叫石井的日本人几次从据点里出来公开找八路军领导要求谈话。县委把情况反映到地委，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亲自接见了石井。丁振军对石井很客气地谈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并说，日本侵略者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日本人民的死对头，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越来越重，希望石井先生深明大义，与中国人民一道参加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石井理屈词穷，凶相毕露，破口大骂共产党、八路军，并寻机行凶，结果被警卫战士拉出去枪毙。滦卢县四区也发现日本便衣特务在搞策反，其方法与石井一样，要求直接找区委领导谈话。这个特务名叫松山。四区区长泽文刚和区委书记王子文向县委反映了情况，并将松山送到一区队队长张鹤鸣处，张鹤鸣指示四区区委将松山处决。“北特警”收买了张各庄汉奸刘善文，刘善文又勾结潜入八路军某部担任侦察科班长的弟弟刘正文，多次向“北特警”提供军事情报，致使第四专署机关十余次被围，邢各庄、港北屡遭烧杀，地方干部多次遭袭击：滦卢五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子忠、区委组织委员铁军侦破此案，抓捕刘氏兄弟送交专署核准正法。

滦山铁道游击队

1943年底，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经冀东军分区批准，组建了一支铁道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主要任务是负责北宁铁路滦县至山海关段武装斗争(又称滦山游击队)，打击铁路线上之敌伪，为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武器装备和急需物资。队长高恒，滦县沈官营人，曾任丰滦迁联合县基干队第二大队长，迁卢抚昌联合县基干队队长，作战勇敢，足智多谋，战绩显赫。他带领的这支铁道游击队开始只有30余名队员，凭借熟悉的地理人情，神出鬼没地插入日伪统治最严密的铁道线上，创造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战例。1944年1月29日，高恒通过内线，率队炸翻一列特快列车，炸死炸伤日满高级军政人员数十人。同年4月，高恒经过侦察和内线，巧妙地袭击了戒备森严、位于三个日伪军营中心的滦县车站铁路警察所，击毙日军2名，俘虏伪铁路警察28人，缴获长短枪24支，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子弹数箱。滦山游击队通过各种努力，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抗日主力部队解决了许多紧缺的军需物资，输送了大量武器和兵员，为开辟滦东抗日根据地、搅乱日伪铁路秩序做出突出贡献。上级一位领导干部戏谑地称这支游击队是共产党的“枪贩子”、“人贩子”。1944年8月1日，高恒带领的这支游击队在十二团某部配合下，攻克卢龙灰山据点，俘伪警备队一个小队。

反扫荡作战

1944年6月初，日军独八旅团、六十三师团及伪绥靖军(伪治安军改称)、日本关东军、“满洲国”兵共1?7万兵力对丰滦迁、迁遵兴、丰玉宁、滦卢、丰滦进行大规模扫荡。其特点是，大包围圈内套若干小的合击圈，小合击圈内的各股敌人互相穿插反复搜剿。针对这个特点，冀热辽行署决定，对日伪据点和碉堡进行全面封锁，断绝据点碉堡的通讯联系及粮草供应。1944年6月下旬，一区队第四连、滦卢基干队二连和区小队封锁了茨榆坨据点，击毙日军29名，俘伪军104名，缴步枪91支，轻机枪4挺，小炮3门，短枪7支，子弹3000余发。1944年7月18日，一区队一、三、五连和特务连，围困滦县杨庄子据点。这个据点是个伪警备队据点，警备队长是汉奸杜连绪。据点设防坚固、严密，号称固若金汤，小股部队曾多次攻打未破。对这次围困，杜连绪仍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结果，一区队通过内线突破防线，一举拿下据点，俘虏伪警备队近千人，杜连绪负重伤逃命。杨庄子据点拔掉后，雷庄至晒甲蛇一带的抗日斗争形势大为改善，铁路南北两地区的抗日组织联系畅通无阻了。

反封锁战斗

1943年冬，日军为封锁铁路南北抗日游击区的联系，除了加强雷庄据点和杨庄子据点的防护外，还在雷庄以西前巍峰山（现属古冶区）南的铁路道口增设了一支日军巡逻队，严密监视过往行人，企图彻底堵住铁路南北抗日根据地间的这条通路。中共滦卢县委指示滦卢一区区委书记刘正修，必须短期内打通这条路，否则，抗日联络工作将会受到严重阻碍。但是，这个任务不好完成，日军防范很严，禁止任何人接近这个路口。刘正修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原来日本兵为了取暖，迫令伪保长派人去给他们烧炕，可以乘这个机会做文章。刘正修派河新庄14岁的儿童团长王良去完成任务。王良接受任务后，经过两三天熟悉情况，摸透了鬼子兵的活动规律，打消了鬼子兵对一个小孩的防范心理。一天傍晚，小王良背上干柴又给鬼子烧炕去了。他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巡逻归来的鬼子钻进暖融融的屋子就脱衣睡觉，小王良继续烧火添柴，待把一锅水烧开，巡逻兵已全进入梦乡，只有一名岗哨在寒风中不停地跺脚。王良一看时机已到，迅速将捆在柴草中的一包炸药拽出，塞入灶膛，王良一个箭步窜出小屋，一声巨响，8名熟睡的日本巡逻兵连同这座小屋一齐飞上了天。从此之后，日军再也没敢派巡逻队来，这条通路又被打开。

新形势下的武装斗争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由被动应战到主动寻机打击敌人，这是滦卢地区县区武装斗争的新起点，标志着县区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斗争艺术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