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政权在冀东地区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和它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密切相关的。滦县和冀东其他地区一样，日伪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奴化教育和反共欺骗宣传，借以达到其“掌握民心”的政治目的。在教育行政机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中，教育大权都控制在日本顾问手中，使教育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各级学校，日语被列入必修课，经书和修身是主要课程，历史、地理被篡改歪曲，凡有爱国思想的内容全被删掉。用宣传封建主义的奴化道德为手段，磨灭学生和民众的反抗意识，使其甘当日本统治下的顺民。

一、对学校教育的统治和破坏

1937年8月统计，滦县中等学校有：省立师范学校1所（即省立三师，时称冀东滦县师范学校），教职员37人，学生12个班680人，教育经费88，920元，校舍451间，图书98，010册，仪器标本5145件，校具9885件，毕业生880人，升学者120人，就业者700人，赋闲者60人。县立师范学校1所，教职员16人，学生106人，教育经费19，902元（《冀东日伪政权》541页）。县立中学1所(一中)，教职员17人，学生163人，经费20，128元。私立男子中学3处，学生1202人，教职员62人，经费62，820元。私立女子中学2处，学生403人，教职员30人，经费26，558元。此外，有县立小学28处，乡立小学2处，私立 小学13处，公立初小525处。合计小学共593处，学生29，427人，教职员935人，经费325，737元。社会教育方面，有新民教育馆2处，民众学校15处，图书馆1处，阅报处35处（《河北省滦县及唐山市事情调查》234~236页）。

在上述各级各类学校中，日伪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了统治：

（一）思想统治

思想统治的根本是“防共”。《冀东教育厅第二届直辖校校长会议拟定防共原则案》指出：

查防共意义之重要，尽人皆知，无待叙。惟关于学生部分，为预防青年学子误蹈歧途起见，尤应严密防闲导入正轨。”对学生“1.考察言行，各级学校在授课时，对于学生言论行动，均应严密查察，勿使有共产学说之倾向。2.调整思想：各校应于课余，利用各种方法引导学生使其思想正确，勿令荒于闲逸，免于共产党徒以引诱之机会。3.检查读物：各学校学生阅读刊物，应由训育人员随时检查，不得涉及共产党文字，否则没收销毁，并予以相当之惩戒。4.联合家庭，各学校与学生家属，应随时联络，对学生在家庭之读物，施以检查，俾学校与家庭通力合作，以防共产党之诱惑。(《冀东日伪政权 》545页)

1936年1月10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颁发《关于散发<防共浅说>的训令》(《冀东日伪政权》535页)。1938年6月，各地各校颁发《防共要义》一书，每县3000份，“发各机关团体人员，各学校教职员学生，乡镇长等” 。(《冀东与日伪政权》565页)

1941年伪教育部《推行训育方针八条之具体办法》如下：

1937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过伪冀东教育厅通令，实施“冀东各中等学校添授日语科目”，“并在唐山设立日语教员养成所一处，专资造就此项师资”。同年8月，派往滦县日系教员有：坂本久荣(月薪160元)、大竹直治(省立师范月薪160元)、浦富勖(月薪180元)，田原九郞(县立师范月薪170元)。

1935年11月，派往滦县简易师范的日语教员为三义日出丸，月薪72元，教授学生430人，每周授课1小时。派往县立中学的是佐佐木正纪。

1938年10月，派往省立师范的日语老师是仲留四郞，月俸180元，及大竹直治；派往简易师范的是川边良一，月俸170元；县立中学的仍是佐佐木正纪，月俸160元。

当年在滦县简易师范读书的李越之、张礼泰的回忆文章，可以印证当时的情形：

冀东大暴动之前，我俩都在滦县简师上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进入抗日高潮。早就陷入敌后的冀东人民，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举国抗战，感到精神振奋。当时，池宗墨的汉奸“防共自治政府”，已建立起一套汉奸敌寇的“新秩序”，禁止订阅书报。1938年初，寒假期间，我校同学李春和、庞玉琮订了几期《申报》周刊和《大众知识》，被伪邮检发现了。两位同学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拘捕审讯。学校内设有日语课，由日本人任教，实际上日语教员田原九郎就是安插在学校里的一个特务。经常在上课时检查学生的书桌和陈放在窗台上的书籍。还以查宿舍联系学生感情为名进行“视察访问”，侦察学生有无抗日活动。驻守滦县车站的日本宪兵队，曾两三次闯入我校，向学生示威并发出无声的警告。学校的训育主任是主管学生思想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发现某同学与外界来往较多时，也会被他叫去追问。然后，来一番训导教育。李越之入校三年被公认是一个循规蹈矩，认真读书的学生。1938年开学后与西门外同学来往较多，训育主任宫慧中多次找他谈话。日语教员还几次搜查课桌和床铺。(《滦县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1辑》载李越之、张礼泰文章《冀东大暴动前的滦县简师》第12页)

“1938年10月，伪滦县公署训令，申明日本语已经教育部规定作为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各年级的正科。”“是年，各乡立私立中小学，务采用编审会所统计调查之新教科书，并应遵照前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之课程标准及教学时间设置日语课。”(《滦县教育志》10页)

退休教师沈秀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偏凉汀小学生活记忆》中有如下18点叙述，可作为日军文化侵略的生动印证：

1.上小学时发四样书：国文、算术、修身、常识。学简单日语，每天早晨唱“日月光华、旦复旦夕……”和“妻米嘎腰哇……”歌，升旗敬礼。

2.我在小学三年级时(一二年级不参加)在校园开了一个很隆重的大会，老站校董王麟祥、镇长董家祥还有老站士绅、日本宪兵队、铁路站长、县政府的人都参加，县知事雷恒成讲话将老站小学改为扶轮小学，我们这些非铁路员工子女可继续上学。校长董祝三、副校长日本人宇佐美参加。

3.一二年级日语有个日本女教师，好像是居留民会的，三四年级当时学生不多(上大课)，宇佐美教二册日语，五六年级加学日本汉文的爱路读本。

4.因为是铁路扶轮小学，有时到铁路边拔草唱《爱路青少年歌》，歌词大致是：爱路青少年，爱路青少年，钢筋铁骨意志坚智勇双全，保卫万里铁轨开辟那储藏富源，政治明朗见青天，青年少年，歼匪无私剿除共产，保卫安全……

5.每天早晨上学从日本宪兵队过得向站岗的日本男的打立正，女的鞠躬。见到老师说：“三塞欧哈腰狗杂一马斯”。老师说：“米那桑欧哈腰”。

6.跟很多人一起参加过“击灭米英完成大东亚圣战”的游行。参加过两次“庆祝马尼刺(拉)陷落”大会的游行，时隔半年，为啥两次当时很不理解。

7.参加小天作业挖防空壕种蓖麻，包蓖麻籽都交给学校。没有文体活动游戏，下午就是训练。有时来个宪兵队的日本兵当教练，有时来军曹， 一律都是日本口令，连报数都说日语，不会就罚站，打拳头，但不太狠。口令是：“荞子开，米七那米，崩狗”，报数：“依奇、压、桑、酉……”

8.参观日本兵的运动会，看相扑、刺杀、赛跑，跟着拍掌喊好！但必须有节奏。日本校长让我们在滦河洗澡，我们说家里怕淹死！他说：“死啦！死啦！没关系……”其意思是别怕死。

9.看过三次日本电影，一次是专为小学生组织的，都是生产战斗内容，只记得一次是《桃太郎打鬼》。就跟现在的《哪吒闹海》差不多。

10.多次在学校操场参加追悼会，有一次看到一个满金一个花的日本军官挎着大金刀，小胡子，胖墩墩的，也向捧着骨灰盒的日本兵敬礼，我们也都得敬礼，骨灰盒都是普通木盒，约15 厘米见方，上面有字和相片。

11.日本人经常过日本节开会讲话，让小学生也参加，祈祷天皇，向东方敬礼。也很注意中国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放假，反正当时也没什么正规制度，日本人说了算。在当时小学能毕业，文化水平就算高了，有一次七月十三日过鬼节，还让我们看滦河撒河灯，还给我们讲鬼的笑话。人死了是会脱发的。

12.到处搜集碎铜烂铁，也到各处去拣，都交给学校。

13.教室校园到处都贴标语，尤其是有啥举动时，标语内容为：“亲仁善邦”，“中日同文同种，中日满经济提协”，“共存共荣，防共自治”。及常见的“繁荣东亚共荣圈”等。

14.挂旗，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面加一黄色三角小旗，写“华北防共自治联合政府”，日本太阳旗，红黄兰白黑旗，阴阳鱼旗。

15.辘轳把胡同日语学校，在戏园子自编小戏，其内容基本是八路军是“土匪”，让我们看，但他们都说日语，我们半懂。

16.在城里参加过一次庆祝“国府还都”一周年的大会并游行，有城里大官和日本人讲话，啥意思也不懂，只感到那次太累了。

17.参加过日本人搞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讲话，参观“剿共战利品”、看漫画，“太平洋大战胜利”，击沉英国太子号航母的相片。给我们讲日本“雷神勇士”。

18.因为是铁路扶轮学校，新站成立爱路茶馆让我们参加，并到铁路喊站，我们小点的到铁路边拔草。参加老站的日本文教社活动，看击灭英的画片。日本人特别看重宣传鸦片战争，我就那时知道道光皇帝、鸦片战争、林则徐的。

（三）查封英美籍人在滦创办的各级学校

1941年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滦县教育志》载：

1942年3月，伪滦县公署转发上级命令，将英美系及英美有关各国之私立或团体设立之各级学校，即日封闭，听候处理。

1942年1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遵日本主子令，封闭英美等国籍人所办各级学校，并作出处置纲要。《纲要》中明确：

对于已封闭各级学校校长重要职员及学生，应随时调查其思想并注意其行动。……未能复校之各级学校其原有中国籍教职员，经严密考查认为思想行动确属纯正时，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设法录用或予以职业之介绍。(《冀东日伪政权》585页)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查封了所有在其控制下的殖民地内英美创办的学校。滦县汇文中学，贵贞女子小学，新光幼儿园都查封了，通缉徐维廉，并把戴教士、毕教士、田牧师等人囚禁起来，然后押往潍坊，强迫他们做苦工。(滦县政协《滦县文史资料第八辑》闫约翰文章《美籍传教士戴珍珠和我的一家》152页)

（四）强令订阅亲日报刊

1987年版《滦县教育志》载：

1940年10月11日，伪滦县公署训令：“为谋日满华亲善提携及发扬东方文化，共国协力新民运动，更使华人儿童彻底认识日满华三国一体，达成东亚新秩序建设大业起见，《唐山新民小学报》于9月1 日发行创刊号。通令订阅。”

强令推行《日语读本》挂图。日语读本卷一教材挂图和算术教材挂图，也在强制推行之例，“通知各校应各备一份以使教学之用。”（《冀东日伪政权》584页）

伪冀东道公署发布训令，要求“各校一律购买兴亚读本为修身科补充教材。并另转发教育总署颁给剿共读本分配各校、馆阅读。”（《冀东日伪政权》586页）

（五）向全区各级学校师生“征集飞机献金献铜”

1945年春，伪政府鉴于侵华日军穷途末路，战略物资紧缺，便发出“征集全区各级学校师生飞机献金汇送陆军联络部”的指令。同时，向各级学校师生要铜。偏凉汀小学学生都被迫献金献铜。

二、对社会教育特别是民众文化的破坏

（一）滦县民众教育馆的变迁

民国年间，滦县有民众教育馆，在冀东地区堪称上乘。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具备较大规模。曾任滦县文化馆馆长的张序朱先生有如下记述：

民国元年(1912年)民众教育馆迁于旧“学正署”(今城小院内)的“明伦堂”内。民国12年(1923年)，滦县建教育局，宣讲所和阅报社一度归并该局，并租用东街民房12间筹组“第一图书馆阅报社”。民国14年(1925年)，又在东街盐店筹设“通俗演讲所”，到民国18年(1929年)，又一律归并民众教育馆。地址在城内东街西口路南，内设四部：即讲演游艺部、阅览陈列部、健康生计部、教学出版部。设馆长一人，各部主任 4人，事务员3人，讲员2人，干事2人。另有“乡村民校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研究会”、“禁烟会”、“民众询问处”等设施，占房近30间，当年馆长为张鹏举先生。总之，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止，滦县民众教育馆确实是设施齐全、门类完备，人员内行而热心、事业兴旺而活跃，人称“颇极一时之盛”。

“世界人种模型”和生理标本挂图。

民教馆成立的第二年，添设了陈列室。在1米多高的大玻璃橱箱内，陈列着世界人种模型，共48具。有白种人的美国男人，是西服革履；法国女人，杨柳细腰。黄种人的中国男人，长袍马褂；日本女人，和服木屐。黑面孔的印度男女，都用花布缠头；还有印第安人，皮肤黑褐，花布短衫。少数民族的哈萨克人，手持盾棍，英勇善斗。寒带居住的爱斯基摩人，穴居冰窟。还有一种人，从小把嘴唇夹扁引长，甚至比手掌还长，以为美观，等等。都各有特点。

另外，还陈列着各种人体解剖模型，如骨骼模型，上至头盖，下至肢趾，全身206块，连缀成体，让人一目了然。脏腑解剖模型，肝、胆、心、肺、胃的部位明晰；气管和食道，大肠与小肠也能明显区别。还有几种花柳病、性病的形成模型，有的溃烂不堪，有的脓黄变色。还有胎儿发育标本，按胎儿月龄分装几个大瓶中密封，使人看了增长许多科学知识。

四壁挂有许多彩色图表，如《血液循环图》，《消化系统图》、《骨骼矫正图》、《卫生常识图》、《家用电器须知》及《中华民国大地图》等，不下40多幅，吸引了很多人，有的远在百里之外，也特来观看。

公共体育场和“国术团”。

民国初年，在“魁星阁”(今城小院内)下及原孔庙戟门泮池地方(今城小院内)，开辟了公共体育场，起先设有网球、排球场地，继而添置了秋千、滚木、吊环、滑梯、单双杠、石锁等设备。每到夕阳西下，或各个节假日，真是热闹非凡。不过那时候缺乏组织领导，只是爱好者随心所好地进行锻炼。

民国初年，“东亚病夫”的侮辱性称呼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自强自立之心。人们把武术改称为“国术”，以求“强身强志，强民强国”。滦县民众教育馆于民国18年购置了刀、枪、剑、戟、护手钩、三节鞭、七节棍等许多武术器械，供群众习武练功。刀光剑影，好不威武，一时爱好者纷纷而来，武术大为普及。滦县所属赵各庄民众教育馆还组织了“国术团”，以后发展为武术馆。

图书阅览和康乐卫生。

民国12年(1923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派乡绅吴念祖为民众教育馆馆长，筹建滦县第一图书馆阅报社。接受了原海阳图书院的那些图书。如《畿铺通志》、《文献通考》、《说文解字》、《齐民要术》、《正续皇清经解》、《古今图书集成》、善本《二十四史》、《汉魏丛书》、《知不足斋全书》、《全唐诗》、《四库全书总目》及其他诸子百家杂书，不下五六千册，后又添购了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编印的《万有文库》第一、二全集和《辞源》、《辞海》、《词林》、《汉英大词典》、《古今名人大辞典》和《康熙字典》等工具书，连同时代杂书，总共11,000余册。光是《古今图书集成》这套丛书，就包括634册之多。 为了方便民众，部分图书通过手续，还可借出阅读。

到民国18年(1929)底，还开展了康乐卫生活动，设立了防疫检查站，在城关附近种牛痘，设立“灭蝇团”，注射防疫针。开办艺术展览，农事讲习会，业余运动会，讲演比赛会，音乐练习会，乒乓球比赛、棋类比赛，十分活跃。常年经费为4000余元。无论设备、规模、活动和影响，在京东一带都是很有名的。

挫折和衰败的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进关。在日伪的摧残下，将“民众教育馆”改称为“新民教育馆”，在所谓“轴心国”打倒英美的同时，把西方教会学校“汇文中学”撤销，原校长石廷栋安置在“新民教育馆”当了馆长，只办了一个“书报阅览室”和“老车站实验区”，办了一个“妇女识字班”。不到一年，这个识字班也撤销了（《滦县政协<滦县文史资料>第6辑》，109~113页)。

（二）提倡尊孔祀孔　旨在培养奴隶道德　磨灭民众的反抗意识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一直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甚至一些伪县知事竟也声明辞职。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和统治思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打出尊孔祀孔的旗号，麻痹民众反抗日伪的意志。1936年2月20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布《祀孔典礼办法》，恢复封建王朝的祭孔典礼仪式，兴修孔子庙堂。

（三）严格审查读物　剔除带有反满抗日和共产思想的宣传品

在学校，伪教育厅规定“中学学生课外读物指导案”，中心指导思想是凡课外读物“须不含有共产及党化之色彩”“须不得含一切不正当邪说”。(《冀东日伪政权》546页)。对市场上的流行鼓词、剧本、年画也严加审查，“对于内容卑污有伤风化或有碍邦交者，概予禁止销售”。(《冀东日伪政权》551页)强制订阅购买《防共要义》和“兴亚”“灭共”读本。

（四）以“保民养民教民”的高调进行欺骗宣传　推行“三光”政策

日伪在“促进新国民运动”的旗号下，制定《推行新国民运动实践要纲实施细则》。在《细则》中确定“四大目标”和“三原则”所谓“四大目标”是：“剿共建国”、“增产救民”、“肃正思想”、“革新生活”。所谓“三原则”是“保民养民教民”。

其中关于剿共建国方面，有如下6条：

（1）积极灌输反共知识，“期使明了共匪为害之真相及目前防共之急需”。

（2）积极训练反共之思想。

（3）以“剿共建国”为题进行演说比赛会。

（4）征集“剿共建国”之论文并酌于奖励。

（5）张贴“剿共建国”之标语，促进“剿共”之精神及力量。

（6）利用假期酌量组织“剿共”宣传队，广行宣传以唤起民众自动实行“剿共”运动。(《冀东日伪政权》587页)

三、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1942年日寇实行“强化治安”，“三光”政策，将青龙山划为无人区，集中重兵围剿，4月20日，日伪军以重炮轰击青龙山顶，山上历史建筑毁于一旦，变成废墟瓦砾，庙会从此停止，山上山下一片荒凉。(滦县政协《文史资料第8辑》，王轸堪文《青龙山》169页)

原伪满洲国军铁石部队步兵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在其回忆录中供认，1945年“有一次在榛子镇东北方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万多斤粮食和百余套军装，四五百双洒鞋，缝纫机数架及千余件铜器(大多是铜佛及其他铜制品)，我们便作为‘战利品’，全部抢运回来”。

（党史研究室编《滦县革命史料选编第2辑》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