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院长义助节振国（音频）
讲述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大家好，我是唐山红色历史志愿宣讲员王晔。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故事是：孙院长义助节振国。
燕春楼除掉汉奸李井合后不久，节振国、梁凯又一次潜回赵各庄，到三叔那取托人从天津买来的两支手枪，却不料意外泄露了行踪被困在了小城之中。节振国二人取到手枪后，没有及时撤离，在俱乐部武场边的人群中行动时，被暗中盯梢的“便衣”发现。他们知道节振国武艺高强，不敢上前抓捕，便立刻报告给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全部出动了，他们将赵各庄围得水泄不通，只许进城，不许出城。日寇、伪警穿街抓人，夏连凤则是带着“特工队”挨家挨户搜捕节振国。节振国在他们心中太可怕了，他先前刀劈鬼子兵，竟然在机枪面前逃掉，后来刘玉兰竟然失踪又断了线索，再者巡查队长李井合竟然被打死在戏台上……当节振国、梁凯意识到危险时，敌人已经做好了围堵的准备。这时，俱乐部内的节振国掏出手枪，“啪、啪”两枪打灭俱乐部里的灯光，两人趁乱逃出俱乐部，跑到了小胡同中。到哪儿去呢？三叔那儿不能去了，几个武友家中也不能去了。情急之中，节振国一拽梁凯：“快，去医院避一下！”他脑子里闪过三叔的话：“孙院长是好人，有一次曾为八路军伤员看病。”节振国、梁凯迅速穿过胡同，从后墙翻入医院后，径直向院长室奔去。院长室内亮着灯光，只有孙院长一人。节振国轻轻叩门，孙院长开门，二人入内。节振国开门见山：“孙院长，我是节振国。日本人正在抓我们，还请帮我们避一下。”二人之间虽没有交往，但在工人罢工被警察打伤时，孙院长曾带着护士前去救护，双方相互已留下深刻印象。见到来人是节振国，孙院长的双眸闪过敬重的目光。他知道事情紧急，什么也未讲，顺手拉开大桌子，拉动大衣镜，后面立刻闪出一个地道，节、梁二人迅速进入了暗间。孙院长贴上大衣镜，顶好办公桌，依然平静地戴着眼镜看病历。
时间不长，门卫进来：“日本人搜捕节振国来了。”
“你带他们搜吧！”
“我说我认识节振国，没见他进来，他们还是要搜。”
这时，日本人、伪警一齐闯进屋内，孙院长摘下眼镜：“有紧事吗？”
“我们要搜捕节振国，请孙院长配合皇军。”
“行，你带他们逐间搜查，请注意下病人。”孙院长让门卫带他们去搜，平静得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日寇、伪警跟门卫在医院折腾了两个多钟头，什么也没发现。临走时，翻译告诉孙院长，一旦发现节振国到医院来，立即向皇军报告。
“会那样做的。”院长点点头，嘴上答应着，送走了日寇、伪警。三天后，日本宪兵队撤回古治，节振国、梁凯安全脱险，与孙院长告别。
1939年的春天，日寇加大了对冀东大扫荡的力度，许多村子都已是人去家空。此时，敌占区和游击队成交叉状态，日寇的后勤补给也要通过解放区。
一天深夜，节振国、梁凯再次潜入医院，与孙院长见面。孙院长将自己获得的绝密信息告知了节振国：日寇从天津运来一批药品，将从遵化进入滦县。同时，他将敌人运输的必经路线和化装运送的情况也都一起做了说明。
第二天，节振国带着十几名手枪队的弟兄出发了。其中，节振国、梁凯扮成商人，其余均扮成脚夫。队伍赶着十几头毛驴，每头毛驴背上各驮着两筐块煤向丰润走去。在丰润和遵化交界处，有一个小山庄，村前是三岔路口，北通青龙，西通天津，南至唐山，是天津到此的必经之路。路口有一家旅店，称轩家店，当天，节振国他们便在店中住下。
下午，又来了两个客人，一个脸色发红，一个脸色略黄，二人进店十分警觉，四处观看之后，打着手势对店主轩老汉说：“这一带‘胡子’多不？”
“没来过‘胡子’，这一带太穷，住店也没有富人。”
“店里有客人吗？”
“有一拨。”
“干啥的？”
“没细问，看样子像是驮煤到北边换山货的。”
两位客人点点头，又到后院马棚看了看，果然有十几头毛驴和一堆装满煤块的驮筐。当二人回到店内，店主人正和唐山来的客人唠嗑，二人就势坐到屋内。那位红脸的客人问节振国：“你们从哪来？”
“从古冶来，到北边换山货去。”
“二位贵姓？”
“我姓胡，他姓梁。”节振国随口应着，随即反问他说：“听口音，您像天津一带的人。”
“对，我们从天津来。”红脸客人说着，掏出“大婴孩”牌香烟递给振国和梁凯，又对振国两人上下打量一番后放下心来，显然这两个衣着简朴的唐山人是跑煤换山货的小贩。
第二天清晨，节振国、梁凯带着小毛驴组成的队伍北行赶路。而天津客人于傍晚带来一支马队，马背上的物品都用油布包着。夜深，山村的小店一片寂静。突然，一阵枪声将二位天津客商惊醒，未等他二人穿好衣服已被人双手反绑，扣到屋内。等到天亮时，他们发现马队的十几匹壮马和大批医药被劫，二位天津客商叫苦不迭，本想为日本人送货赚笔大钱，却弄个血本无归。
当节振国、梁凯带着马队、医药归来，邓华将军已到路口迎候。
日军的军需医药被劫，引起日军对开滦几位院长的怀疑，孙院长被抓去两天一夜，但因为没有什么把柄，而医院又有大手术急等孙院长主刀，日寇不得不将孙院长放了出来。开滦总院的贾院长劝他离开，因为日本人对他不怀好心。但孙院长却泰然处之，未离开赵矿医院，他对同事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个中国人，应该有骨气，抗日救国，何罪之有！”
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孙院长很高的荣誉，他曾担任河北省政协委员职务。1958年退休后定居北京，1969年2月于北京同仁医院离世。
重温红色记忆，永做红色传人。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会。
（素材来源：《唐山文史资料大全》古冶卷。文稿作者：闫克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