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整肃一度泛滥的无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从对“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研究开始，涵括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多个历史分支学科，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气象。而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来审视这一学术史个案，将更为清晰地展现历史学科的内部关系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在其间的学术方位。政府主义思潮和深入揭批“四人帮”，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的政治重建与变革方向（吴志军：《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5期。）。在此期间，中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课题，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拨乱反正，而且在历史研究的水平与层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由于无政府主义自身喻义的丰富性、多歧性和开放性，与大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事件纠结缠绕在一起，蕴涵着纷繁复杂的思想立场和政治想象，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涵括历史研究领域的多个分支学科，成为史学研究领域内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这一特殊维度彰显了拨乱反正时期历史研究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格局和文化气象。而透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视野来审视这一学术史个案，将更为清晰地认识与理解中共党史研究在当时整个历史学科谱系中所处的学术方位和价值，中共党史研究与邻近历史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共党史研究所面临的丰富而复杂的学术文化环境。

一

尽管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明显的多重影响，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对无政府主义采取一种泛化性的批判态度，加之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极端性和政治敏感性，都导致对无政府主义的客观研究和全面评判受到现实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状况的制约。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极不充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初始意涵和历史谱系在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那里都显得异常模糊与隐晦，正如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伊始就指出的那样：“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哪个阶级的东西？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并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同志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10—111页。）而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化推动了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重建进程，使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被迅速激活 如中国政治学会在1980年初筹备之际就将“无政府主义史”拟定为此后五年内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开始积极清理中外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源流和思想谱系，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及其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重新成为一个有待解释与论证的开放性问题。

这一努力显然是从研究者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开始的。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批判不同，发表在一些研究刊物上的文章侧重于揭批“四人帮”在教育界推行的无政府主义恶行，这显然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活动集中在教育领域，以及从教者对在此期间曾遭受到的冲击和迫害之切身体验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者撰文指出，“四人帮”取消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将学校的纪律制度一律斥之为“管、卡、压”，将破坏纪律的不良行为称为“反潮流”，将遵守纪律的学生诬指为“小绵羊”“奴隶主义”，极大地破坏了各级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一部分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打、砸、抢盛行”（ 垂杨柳一中理论组：《“四人帮”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罪责难逃》，《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四人帮”以批判“师道尊严”之名，将广大教师视为“必须打倒”的敌人，使教育体制失去了重要的依靠力量；借口维护党的领导，反对“教师治校”，否认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地位和作用，甚至主张要根本取消教师；混淆“师道尊严”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界限，将建立新的教学制度和秩序同所谓“管、卡、压”对立起来，导致教育领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教育系大批判组：《反对“师道尊严”是假 破坏教育革命是真》，《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可见，研究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教育领域的两大主体——学生和教师的消极影响，突出了无政府主义对教育领域产生的严重危害性。

同时，有法学工作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在教育领域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指出：他们在学校实行“全面专政”，颠倒敌我，无限上纲，使许多干部和教师蒙受不白之冤；目无宪法、法律和法令，乱捕乱押，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教师；将教师和学生下放到条件异常艰苦甚至有传染病流行的地区，严重损害了其身心健康；停办、撤销一大批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驱逐专业教师，占据校舍，毁灭图书资料，高等政法教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教育战线、高等学校和青少年中仍然不能低估” （肖蔚云：《批判“四人帮”在教育领域破坏法制的罪行》，《人民教育》1978年第12期。）。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这种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其本质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千万不可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 吴大英：《“四人帮”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魁祸首》，《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这些论述不仅披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破坏教育领域的残酷性及其影响的长远性，而且为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急迫性提供了一种历史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受制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至少在1979年以前，这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明显带有政治批判色彩以及强烈的宣传性和情绪化特征，较难界定为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研究者开始努力揭露某些被极左意识形态所掩盖或歪曲的历史片断，当然成为历史研究走向学术化的基本前提。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逐步展开，这些著述的学术性也在渐次增强，一些研究内容开始呈现较好的学术性。如不少研究者将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的揭批扩展至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认为极左势力在大肆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旗号下，推行“专制主义”和“封建法西斯主义”，并以此掀起席卷全国的无政府主义浪潮，形成了“专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奇特结合”，其“实质是要打倒无产阶级的权威” （洪松涛：《论权威及其两重性》，《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1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延绵十年之久，与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有密切关系，当个人崇拜发展到异常严重的时候，“也就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个人崇拜和无政府主义成了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一对孪生子” （徐志远：《论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可见，这些论述在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潮都具有反权威的根本特征之际，也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即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狂潮的另一面却正好是对“个人崇拜”的狂热和对“绝对权威”的服膺，运动被发动者对政治权威的盲目反对和盲目顺从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利益与道德障碍。这种对“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历史图景与文化悖论的发现和论证，体现了一部分研究者对历史规律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初步体认。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重新思考有关权威问题的基本理论原则，指出不能笼统地要求权威的存在与否，“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权威和不要什么样的权威”，“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对权威做具体分析，既不是排斥一切权威，也不是拥护一切权威”。无产阶级权威同任何权威一样，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之两重属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在本质上可以认识一切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但具体人只能部分地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只拥有局部真理权和局部改造世界的主动权；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权威只适用于一定范围，超出此范围便不再是权威；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权威总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是具体的而非绝对的；权威本身不具有完全而绝对的纯粹性，任何权威自身包含着非权威因素；无产阶级权威必须以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基础，没有这种民主，也就没有反映无产阶级意志的领袖权威。因此，要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绝对权威”论，“对待无产阶级的权威，不论大小，都要采取两分法，既要看到其绝对性一面，更应看到其相对性一面”。 （洪松涛：《论权威及其两重性》，《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1期。）这种对于“绝对权威”论的批判与反思，不仅构建出相对理性和富有逻辑的权威理论框架，而且触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根本要害，是当时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从一个独特的学术角度彰显了进入全面拨乱反正后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研究水平的有效提升。

此外，有学者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模仿中国学生造反的方法，鼓动罢课罢工，占领学校，到处插红旗。当时中国造反派的呼应更一度助长了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活动。他们甚至以“毛主义”为旗号，活动之前还要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因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也是极坏的，完全歪曲了毛泽东思想，篡改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无政府主义”，“所以深入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思潮划清界限，是很有必要的”。（ 高放：《什么是社会主义？（续）》，《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诚然，这些论述尚未洞悉中外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本质区别，但注意到这些历史事件在共时性方面的经验性联系，使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危害性的理解豁然获得了非常阔泛的当代国际史视野，为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当然，这种国际性视野早在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伊始便业已获得。

二

事实上，在对“四人帮”无政府主义展开政治批判之初，批判者就明确将“四人帮”比作蒲鲁东、巴枯宁等国际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如出一辙”。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置放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大脉络下加以认知，昭显了中外无政府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和统一性，为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较有参照价值的国际视界和更为宽泛的文化资源，更推动研究者进一步致力于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的研究。

当然，零星、分散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开始，但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批判，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以及对恩格斯《论权威》、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经典著作的学习与论述等方面。这些研究作品的数量很少，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和研究思维的制约，研究进展异常缓慢，学术质量也不高。而拨乱反正时期的研究者明确意识到这方面的研究缺陷，如有学者针对克鲁泡特金的研究状况指出：“克鲁泡特金的名字，在我国早已为不少人所熟知。但是，对他的研究却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领域……解放以后，除了在六十年代初出版了《互助论》的新译本外，对克鲁泡特金的研究直至今日仍未见进展。”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鉴于此，一部分研究者积极投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特别关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的构建与阐释。他们非常详细地梳理并阐述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国家学说、社会革命和组织思想、经济思想以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的评判原则，突出这些无政府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本质分歧。{$next}

一些研究者则以列宁关于无政府主义“这种词句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的论断为据，注重发掘无政府主义的史前史内容，如认为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反对国家、犬儒学派否定政府的主张，以及中世纪时期一些宗教团体关于个人不依恃国家和教会而直接与上帝“共享”，在“个人神圣”基础上实现没有国家、教会和法律约束的个人绝对自由等思想，为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生成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 （马啸原：《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几个问题》，《思想战线》1982年第6期。）；或将近代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至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认为黑格尔逝世后，老年黑格尔派神秘化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则强调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从中引申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造与个性解放问题，并在此后关于基督教《福音》起源与社会发展动力等哲学问题的争论中，发展出无政府主义的初始思想与理论 （曹宗安：《无政府主义纵横谈》，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页。）。研究者还初步探讨了英国的葛德文和德国的施蒂纳这两位无政府主义先驱的思想理论，认为他们虽然未明确使用“无政府状态”这一概念，也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但他们共同强调理性和道德对于重建社会的意义，反对政府、强制和屈从，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深刻地影响了无政府主义学说和政治流派的系统形成 当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起点的认识和界定尚存分歧，如有研究者认定施蒂纳已经提出系统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学说体系，与蒲鲁东一起成为19世纪40年代比较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表达者。（参见李显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考察》，《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3期。）。这些研究内容有效地扩展了无政府主义历史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更好地梳整无政府主义的前世今生。

与此同时，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的若干研究空白也得到有效补充和完善。一些研究者在考察俄国本土的无政府主义流派时，着重评介了20世纪初被视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变种的马哈伊斯基主义，指出这种政治学说按照人类取得收入的方式来确定阶级概念，认定知识分子是靠剥削工人劳动为生的“寄生阶级”，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对工人剥削之上的社会制度，因而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主张彻底消灭知识分子（参见郑异凡：《敌视知识分子的马哈伊斯基主义》、宋洪训：《列宁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5—92、57—59页。）。鉴于马哈伊斯基主义（尤其是其间蕴涵着的严重的反智主义）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具有潜在而实际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初步叙述对深化中国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性 新世纪之初，有党史研究者注意到该问题并对此做了初步研究。（参见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国内首部全面系统剖析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学术专著，更针对巴枯宁研究中重视不够或被忽略的问题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如国内较少论及的巴枯宁对“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吹、最先提出“黄祸论”和“东方威胁论”，巴枯宁与“无政府主义国际”问题，以及作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反神主义等（参见李显荣：《巴枯宁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122、209—218、158—162页。）。有评论者认为该书就以往巴枯宁研究“补其疏而略其详”，“使这本著作的出版有了新的意义” （余言：《简评〈巴枯宁评传〉》，《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这些新知识的发现和评介不仅有效地丰富了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学术水平的显著提升，而且扩展了相关历史论题的研治和探讨，对学术体系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样较为系统的研究努力，学术界不仅较为全面、翔实地梳理和构建出整个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本嬗变脉络和历史图景，而且在个别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演进及其逻辑发展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1981年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外无政府主义史的小册子中，国际无政府主义史所占的篇幅和分量均接近80%（参见曹宗安：《无政府主义纵横谈》，第1—64页；林森木、田夫编著：《无政府主义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这标志着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初步实现了历史脉络的系统性、历史知识的丰富性和话语体系的完整性，是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获得的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成为学术界重新评议无政府主义思潮史的知识前提。

由于受到拨乱反正时期的“重评”史学的影响和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学界对于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渐趋平和。研究者大都主张要区分无政府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历史分界线，充分肯定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反对经济剥削、反抗政治压迫、推动工人运动等方面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从来就是具体分析、褒贬得当，而非千篇一律地一概否定，因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凭一时一事或者半生言行，而要综观他的全部事迹、毕生行状”，“在判定这些人物的功过比例时，要对其一生的前期和后期、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无政府主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敌人，“但是这不等于要把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当作敌人看待，都一概打倒” （高放：《论普列汉诺夫功大于过——兼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属于愿意革命而不知如何革命者”，因此“反对无政府主义，应着重于思想理论上的批判，对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人，则应采取教育与争取的方针……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徐鸿武、李敬德：《恩格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江淮论坛》1980年第6期。）。

这种相对宽容平和的态度还通过中国学界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得以体现。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对布哈林著作的详细解读，对苏联史学界长期以来认定布哈林早期在国家问题上具有“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布哈林无政府主义神话的形成固然与他在1918年至1921年期间形成的某些激进主张和政策有关，但这种“左”的思想倾向“一般是被夸大了”，特别是对其所谓“无政府主义”思想“没有补充新的材料，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论证”。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神话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可以说是伪造的”，“正相反，布哈林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言论，强调的都是相反的一面”，因此“这就显然更需要重新考虑有关布哈林的一些流行的想法了”，“尤其……对布哈林在当代共产主义历史中总的作用的流行的解释，就迫切需要重新考察”。（参见〔美〕西德尼?海特曼著，汪义诚译：《布哈林无政府主义的神话》，《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1—264页。）应该说，这种学术成果的引介及其理论观点对既有历史所抱持的重审态度，不仅暗合了拨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的政治与文化诉求，而且是对当时国外学术界试图重新解释和评估苏联历史与国际共运史之思潮的呼应。这种学术倾向不能不对中国史学界自身的拨乱反正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就历史研究所必须遵奉的客观性原则而言，这种评价历史的取向从内在的学术肌理上巩固了系统构建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知识体系的努力，进一步厘清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历史源流，从而积极影响了邻近历史学科相关问题的拨乱反正进程，尤其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知识性前提与方法论基础。

三

受到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二分法”的启发，拨乱反正时期的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批判无政府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必要性，“但是，在进行这一批判时，没有必要否认它在历史上起过任何一点积极作用。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因此，学术界在研究和评价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时，也主张应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区划为前后两个不同时代，认为不能否认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环境和具体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积极性，这成为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共识。

研究者普遍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至中国前，无政府主义强烈反抗清政府，反对以封建文化和封建伦理道德为精神载体的专制主义；鼓动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这种“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产生了激发革命情绪的积极作用”，“不应脱离历史条件去苛求他们”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很多无政府主义者拥护并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主义的覆亡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无政府主义团体还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部分介绍和宣传，并不完全敌视马克思主义。因此，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面临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无产阶级又尚未登上历史舞台等形势，“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与当时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最近目标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陈漱渝：《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契合中国革命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衡量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必须以此作标准”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有研究者据此进一步主张，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得到传播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影响，也应奉持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认为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诉求和特征逐步增强，但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般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时，曾揭露过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提倡留法勤工俭学和工读主义，强调青年学生要“工”“学”结合，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同时，研究者还初步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信仰者这一群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主张从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动机、立场、效果和最终归宿等方面“区别两种不同的信仰者”：一种是诸如吴稚晖、刘师培等所谓“反动政客”“投机分子”；另一种是蔡元培和施洋等一批满怀反帝反封建真诚愿望的仁人志士和青年学生。而后者又可划分为两类：蔡元培等人终生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虽成为民主革命家，但始终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施洋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逐步认识并皈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牺牲。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便是吴稚晖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需要更为仔细地加以研究和评量，他在创办和主持《新世纪》周刊期间，在政治上主张废除一切强权（尤其是清政府这样的皇权统治），在经济上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并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目标，虽然此后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逐步动摇，并最终加入国民党集团，但“对于他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抨击满清政府方面所起的进步作用，应予肯定。目前，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吴稚晖宣传无政府主义伊始，就是打着无政府主义的幌子，招摇撞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从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资产阶级政客并不具有必然性” （李瑗、胡长水：《从无政府主义者到资产阶级政客的吴稚晖》，《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next}

由上可见，对无政府主义二重性的普遍认识成为重评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关键点，有力地反击了极左历史学全盘否定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极端取向，营造出一种较为宽容的思想气氛。研究者以此方法论作为审视和理解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的基本依据，一批以往研究未曾涉猎或研究较弱却更富有学术内涵和历史特色的课题得到深入挖掘与积极评判，如着重解析了江亢虎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一般无政府主义主张之间的歧异性，认为他在否定“官僚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同时主张大力发展“人民政治”或“自治政治”，在反对暗杀和暴动等破坏性手段的同时主张以普及教育、破除世袭遗产制和消灭雇佣劳动等途径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这种二重性特点决定了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以袁世凯称帝为界，前期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作用，后期则蜕化为巩固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御用工具 （曾业英：《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而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则格外关注农民的弱势地位和土地问题，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主张“没豪富之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号召农民打破既有的政治权威和经济秩序，但其本质是中国农业小生产者的极端狂热性与保守倒退性、原始共产主义的“大道为公”与利己主义心态、鼓吹农民革命与社会改良主义等因素的奇异结合 （吴雁南：《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由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主办和控制的《闽星》半周刊，从创办伊始便成为闽南地区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宣传阵地，但许多编辑和投稿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与陈炯明并不完全相同，很多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因此大量刊登了宣传十月革命、赞扬苏俄制度和介绍劳工运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潮流” （黄志仁：《五四时期漳州出版的〈闽星〉半周刊》，《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3期。）；等等。这些内容不仅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扩大了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的研究领地，而且强化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的“重评”思潮，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达到了较好的学术水准。这种学术性的获得是研究者在质疑或减弱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预设的前提下，对这些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和报刊之历史文本进行深入解读与阐释的结果，从而加强了对历史复杂性和多维性的感悟与洞识，这对重建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而这种学科重建意识又通过研究者积极校正历史学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偏向，并提出更为全面的研究准则而得到再度强化。有学者认为，光复会重要文献《龙华会章程》的“土地公有”主张与三民主义的“土地国有”政策存在根本不同，其基本思想来源于同盟会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因此在理解和评价这一主张时，“不要将它与无政府主义的整个主张分割开来”，“也不能离开产生它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基本思想和活动”，这一主张以“无政府”为前提，将一些毫不相容的思想混杂在一起，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社会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其传布范围和实际影响，因此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中国近代史著作认为这一主张曾得到江浙皖一带人民群众特别是会党的欢迎，从而大大促进了光复会发展的看法缺乏历史依据，“历史研究应该严肃地根据史实来立论” （杨天石、王学庄：《〈龙华会章程〉探微》，《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还有学者在批判陶成章以无政府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对抗三民主义的同时，主张更为平和地评判其历史功过，但学界在评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时，“往往习惯于以孙中山划线，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以兴中会——同盟会作为正统。这种一个领袖、一个中心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否可取？”孙中山诚然无愧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但他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在同一政治阵营中，对自己的领袖表述不同的政见，是古往今来的普遍现象。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指称对孙中山和旧三民主义持有异议的陶成章等为异端邪说，给他们戴上极端分裂主义或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帽子” （唐文权：《陶成章略论》，《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可见，这些学术思想自觉地反思以往不健康的历史研究取向，意在重建历史学科的基本治学规范：“实事求是，是历史科学的生命力所在”，“黑格尔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即对于一种历史，不论它的题材是什么，都应该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不要把它作为工具去达到任何特殊的利益和目的’”，“这段话，值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深思” （李华兴：《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这种以重申和强调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史学理念，必然对作为历史研究根柢的史料积累和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也由于推进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批判和“重评”思潮需要更多新史料的介入与支持，从而带动了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料的整理工作，代表性成果是1981年出版的两本无政府主义史资料汇编集，其指导思想和体例编排鲜明地彰显了新的历史认知态度与历史叙事框架。由辽宁大学哲学系整理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最主要特征就是力求全面完整，摈弃以往资料集只收正面人物而弃所谓“负面人物”的极左倾向，不仅收录当时的正面人物的正面文章，更本着“不因人废言的精神”，将“当时属于反面人物的反动文章”以及“当时虽属于正面人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政治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的相关历史文献亦纳入其间 （钟离蒙等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1册，1981年，“前言”页。）。该资料汇编的第一集第四册《无政府主义批判》虽然意在重点收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性文献，但也以超半数篇幅收录了区声白、师复、黄凌霜等一大批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文献，以及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大的克鲁泡特金的若干篇经典著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则着重收集了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团体和中国社会党的一些活动情况及北洋政府的态度等相关史料，其指导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对无政府主义内部多重历史元素之间关系的清醒认识：“因为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所以将它们汇编为一个专题，以便史学工作者研究参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编辑说明”页。）显然，“尊重资料的历史性是历史研究的本质所在”（〔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2页。），史料建设的重新启动及其取得的积极进展，既是历史学科重建意识富有逻辑的学术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加强了实事求是的研究理念，成为拨乱反正时期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积极成果之一。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构建出从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直至二三十年代趋于分化瓦解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图景，虽然在具体的历史分期方面没有取得共识，但对无政府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容演进、时代特征和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等方面的概述则各有千秋，显示了学界在该问题探讨上的活跃程度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光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汤庭芬：《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及其分化》，《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孙茂生：《中国无政府派的政治思想》，《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等等。）。这种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推使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中国无政府主义与欧洲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并概括出其特有的本土性特征，如因理论知识贫乏而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与中国老庄虚无主义思想和佛教出世主义杂糅混居、在一定历史语境下所具有的进步性与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渐趋反动的二重性并存、存在时间过短而始终未能建立一体化政党等。可见，对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历时性研究不仅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为此后更为深入地探究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谱系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总的来看，研究者在严格限定具体历史情境的前提下，对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做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肯定其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导形态。同时，拨乱反正时期的研究者既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历史脉络的构建，又关注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之间思想与主张的差异性，表明研究者既关注历史内容的普遍性又关注其特殊性。坚持个别研究和对于历史的普遍理解并举，尽量达致对全部历史的客观洞识，是此时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一大优势和特色。

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的深入研析和重新评价，以往被“左”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导下的历史话语体系所故意遮蔽或掩盖的部分历史事实由此突破文化屏障，渐次被纳入正在形成中的新史学体系，其间尤其凸显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基本史实，即在20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派别中，无政府主义是第一显学，在中国流行较早、较广且一度占据优势。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之间复杂而紧密关系的再发现和再论证，实际上发掘并建构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前史的基本内容，有利于研究者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多重思想源流，从而推动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的重新研究与评价。

四

如果说国际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从学术远端为中共党史学科的拨乱反正和自我更新提供了宏阔的国际视阈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则从学术近端为正确理解、评估和推动中共党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思想与学术资源。因为很显然，承认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密切共生关系这样的观念，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评议在此进程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结构和发展趋向，从而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党史学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思想之历史起源纯洁性的虚假建构和极端强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毛泽东的极端神化和对其他共产主义革命先驱者群体的全面排斥或否定。这既是国际无政府主义史和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逻辑结果，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完成拨乱反正和重建知识体系的内在诉求。

这一拨乱反正的史学进程是从对青年毛泽东历史的客观评价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党史学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史时，取消了前十七年党史学有限度地承认无政府主义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事实，尤其将青年毛泽东塑造为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1979年同时出版的《西行漫记》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披露了青年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明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史实，为学界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 毛泽东在回忆1918年于北大图书馆谋生期间的思想状况时曾明确指出：“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美〕斯诺著，吴黎平整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页。）《西行漫记》也有类似内容，因为翻译者不同，语言表述有所不同，但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参见〔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128页）。这段话成为拨乱反正时期直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在论证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关系时援引最多的一份资料。）。研究者进而指出，毛泽东返回湖南后，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没有立即消失，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就明晰地体现了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尤其是“互助论”的倾心之情，至少到1919年，毛泽东在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仍“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尚未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张胜祖、宋斐夫：《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思想发展初探》，《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而概览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全过程，毛泽东的转变“不走在最先，也不走得最快”，“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过曲折、复杂、激烈的主客观的矛盾和斗争实现的。而且，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也只是进入了更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新阶段，决不意味着矛盾和斗争的终结” （汪澍白、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由此可见，学界在重述这一问题时注意突出“过程性”和“转变性”，表明党史研究者已意识到政治思想及其发展的繁复性。

这种反映思想史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努力也同样反映在学界对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重新确认上，其中尤以对恽代英无政府主义思想结构的研究最为典型。针对这样一位深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尤其是“互助论”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研究者认为在五四运动前，恽代英仅将无政府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学说加以潜心研究，所发表的大量著述则以批判封建主义为主，“民主主义思想仍然是他思想的主流”，“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仍坚持“互助论”应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石，但并未将互助视为人类本能以及个人绝对自由的理据，他反对国家政权的着眼点是其妨碍人与人之间互助功能的发挥，他以私有制和物质财富分配不均阻碍平等互助为由而主张废除私有制，因而与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所区别；由于他将新村主义视为实现互助理想的途径，因而推动建立新村的实践活动使他广泛地接触工农群众和社会现实，这对其转向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宗华等：《五四时期恽代英同志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很显然，这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个殊性研判，得益于研究者注重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并以此深入剖析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部结构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境。

与此同时，研究者还揭示出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以中共成立为纪念主题和研究热点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下，党史研究者冲破极左思潮的束缚，开始正视并重新书写中共成立前后这一段历史。他们普遍指出，中共早期组织在成立时，其成员大都来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分子，是各流派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其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都赞成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因而参与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创立和宣传工作，如黄凌霜、陈德荣等无政府主义者占据北京小组参加者人数的一半以上，九名广州党组织的参加者中有七名是无政府主义者，上海党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参与，等等 （王来棣：《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当然，学界对这些基本史实的承认和接受是在“组织不纯”“成员复杂”等前提预设下实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与理解，是中共党史体系重新构建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而谋求解释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形成同生共进关系的原因。主流的学术意见认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异常驳杂多元，“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 （林浣芬：《略论“五四”时期探求真理的社会思潮》，《河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更由于无政府主义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若干方面存在一致性，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度无法正确辨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划，这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主要缘由。但也有学者通过仔细缕析“五四”前后的相关历史文献，发现不少先进知识分子在介绍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主张时，已经可以清晰地加以区别，如将社会主义划分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社会主义”，或划分为“科学派”（即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派”、“费边派”、“宗教派”、“国家派”和“无政府派”等，因此对“社会主义各派的介绍所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是模糊不清的”；不少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无政府主义，并非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来补充才能完善” （沈骏：《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初探》，《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这些学术观点具有非常鲜明的理性化色彩，极大地强化了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与洞见。

正因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影响，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共成立前后对无政府主义发起了批判与清理。长久以来，党史研究者对这一课题致力勤勉，反复加以重点论说，并形成较成熟的被称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三次论战”的知识框架和叙述体系。拨乱反正时期亦如此，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作品数量多，涉猎范围广，成为党史领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主体形态。研究者全面广泛地阐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李达、贺昌、赵世炎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刊物对无政府主义的系统批判，详细论述了在这场历史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两种社会革命哲学的原则性分歧，再次突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政治优势和道德高度，凸显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转变以及“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性地位和意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根本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取向虽然带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决定论色彩，但其主旨意在厘定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谱系，澄清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划，同时批驳极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歪曲。这不仅是对此前历史研究领域一种根本性理念的承继，而且重新昭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及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反映了中共党史研究核心价值准则的重塑进程。

可见，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再次凸显了特定时期“重评”史学强烈的拨乱反正功能，这以党史学界普遍地重新承认陈独秀、李达等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这一基本史实最为典型。针对极左势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盘否定陈独秀的行为，以及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李达评价过低的情况，很多研究者重新研究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混杂传播的情势下，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率先发起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批判的历史功绩，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在陈独秀思想中已初步具备起来并占主导地位”（ 胡邦宁：《略谈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作用》，《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是非曲折自有公论，总不会让陈独秀这一类在一段时期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又在一段时期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永远功沉海底” （邬国勋：《试评陈独秀的功与过》，《岳阳师专学报》1980年第1期。）。部分研究者则通过重新耙梳和解读李达的历史文献，肯定了李达在“五四”前后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独特性批判，如注重对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历史渊源即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批判，着重揭示各种无政府主义流派所共享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其他共产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一个不足之点” （李其驹等：《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特别注意区别对待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对理论彻底批判，对人则尽量争取《（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传略》，《晋阳学刊》1980年第3期。）；等等。学界以此为论据之一，重新确认了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谱系中应有的历史位次，修正了传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史的相关叙述，成为理性评价这些党史人物的关键环节，在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化水准。

而巴金研究则以独特的学术论域和文化气象，彰显了拔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更为丰富多样的学术化元素和方向。如有研究者为迅速扭转巴金研究中的极左倾向，认定巴金仅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影响而非全盘思想体系，因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大多数研究者极力反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观点，他们深入研读巴金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所创作人物的基本特征及其反映的根本思想倾向，再次强调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热烈而执着，时间绵长且影响深巨，无政府主义在早期巴金的思想体系中的确占有主导性地位，是其文学创作的根本精神支柱，这“理所当然地是研究巴金的基本依据”，“如果为了论定巴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便一力强调巴金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仅缺乏客观依据，“也未必能反映事情的实质” （李恺玲：《巴金的早期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这反映出学界对“重评”史学内蕴着的某种极端倾向秉持自觉而冷静的警醒意识，具有超越拨乱反正时期政治现实之规制的积极意义。为厘清巴金世界观中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学者或着重正面研究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对巴金的深刻影响，或重点讨论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民主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史对巴金思想形态的塑造，或深度考察巴金的文学作品对中国进步青年的感召力以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一学术努力同时借重了关涉无政府主义史的多学科知识体系，为深度理解和阐释巴金世界观的历史来源与构成要素提供了多维度的思想资源。考虑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与法俄革命属于同一思想谱系，这一研究豁然呈显更为开阔的世界史视野。加之文学史研究者对问题探讨的热烈参与、多种学术观点的分歧互竞以及注重文本解读方法等因素，均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深入进展，并使拨乱反正时期的巴金研究在巴金研究的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来看，巴金本人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其早期文学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也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经典课题，但这一课题无疑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许多基本论题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隐秘联系，“巴金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同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是一致的”（陈思和、李辉：《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如果考虑到巴金本人一贯的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和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其文学作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进步作用，以及他在拨乱反正时期以《随想录》批判和反思“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政治声誉和文化地位，将之纳入中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史谱系加以考察应不存在历史与逻辑障碍。实际上，许多经验性事实还证明，很多党史研究者都受到巴金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他对“文化大革命”史以及很多党史问题的看法也积极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乃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因此，严肃细致地考察巴金作品和思想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更多的文化联系，应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史的一项颇有意义的课题。

应当指出的是，以今天的学术视角观之，党史研究领域内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大都属于常识性知识。但在拨乱反正时期，其主旨在于恢复被极左党史学歪曲、篡改或故意遮蔽的相关历史内容，体现了“重评”史学典范性的政治文化价值，亦即历史学（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虽然党史研究者对无政府主义自身历史与理论方面的突破性见地不多，但这些被重新叙述和评价的党史内容，实际上重新彰显了共产主义革命生成之际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样态以及知识分子在其间的信仰与理性问题，重新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中某些长期被遗忘或被掩盖的政治特征，并很快被纳入党史体系的重建进程，如反映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伟大的开端（1919—1923）》一书 该书系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中的第一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倡议下，由李新领衔，筹备编写该多卷本党史著作。《伟大的开端（1919—1923）》由李新和陈铁健主编，经几年的资料积累和专题写作，1981年底编写完毕，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写作集结了当时国内一大批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线学者，充分汲取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进展和成果，是中共成立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在关涉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相关内容的叙述与评价方面，已形成了迥异于极左党史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范畴。这表明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并不能一蹴而就，简单化的翻转极左党史学的政治与历史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经过对类似无政府主义批判等诸多历史环节的重新研究才得以初步完成。同时，这一研究特别充分地展现了党史学界在秉承党派立场的前提下，对历史本体之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充分意识，这对于学术界重新理解和构建中共党史的话语体系与学术文化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和价值，成为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化成果之一。就此而言，党史学界对中共建党前后无政府主义（批判）史的重新探讨，既是党史学界在无政府主义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较为突出的学术贡献，又体现了拔乱反正时期“重评”史学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建设性功能。 {$next} 

五

综观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其主要内容是恢复被极左势力歪曲、篡改和遮蔽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回击极左思潮笼罩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暗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进步性，毕竟“历史的重点若要能够被人所理解，就得以历史真实为基础”（〔法〕雷蒙?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知识分子的鸦片》，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但“重评”史学在潜意识里重拾甚至强化毛泽东时代的某些研究理念，从而产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如在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分期评价法”，在思维层面上依然存在着传统史学二元决然对立的潜在风险，在严格的学术逻辑自洽性方面仍存在可商榷的空间；研究者大都因袭1949年以降的革命化叙事话语，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采取一种道德主义的评判倾向，重点论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相较于无政府主义对于重建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绝对正当性，突出强调无政府主义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叙事既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无政府主义的多样化形态及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庞杂性，也忽视了无政府主义将伴随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治理的递嬗而具有历史复发性的事实；等等。这些问题抑制了无政府主义史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拨乱反正时期，这些问题本身亦内蕴着学术界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基石上重启政治整合、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并形成了响应这一现实任务的一批理论共识和文化规范，提供了一种接近于历史哲学式的理论论证，从而发挥了鉴往知来的政治和道德功用，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工具性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拨乱反正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学术化内容和成果的集聚与成长，是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对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或无政府现象进行政治批判的主流环境下展开并得以实现的，这是以学术史理念重审和检视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史研究之学术化进程的基本背景性、前提性或预设性问题。因此，既不能过高评价此时历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平，也不能低估其间产生的学术化方向及其道德价值。可见，对无政府主义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与分析，不是完全经验性或实证性的，而具有典型的抽象性特征。

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相对宽容的思想解放环境以及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与文化重建需要，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取得的学术进展也彰显无蔽。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在学术理念的更新、史学体系的形成、一批新知识的挖掘和新观点的阐释以及基础史料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成为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学科逐步完成拨乱反正和重建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很多内容对这些学科的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都产生了长远影响。同时，学术界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相对理性、客观和包容的历史评价，初步否弃了极左史学关于“好人从来都好”“坏人一切皆坏”的谬断，意味着研究者在接受历史复杂性与多样性之际，在关于人性恶、人性善抑或人性善恶兼存这一历史哲学基础预设上发生了微妙变化。研究者将有利于政治完善和社会正义的普遍性价值注入无政府主义史的评议和理解体系，凸显了历史研究对现实社会的良性规范。准此而论，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