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以下简称《年谱》），是一部记载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经历、思想和业绩的编年体著作。这部年谱，以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准确地记述了邓小平自1975年至1997年的22年中的主要活动。因此，从《年谱》中，可以看到邓小平这个讲话稿形成的基本过程。简言之，就是胡乔木自始至终协助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其间有个重要插曲，就是这个讲话稿的主要内容有过一次转变。
《年谱》记载邓小平如何转变讲话稿的主要内容
《年谱》第一次提到邓小平准备这个讲话稿是“1978年10月底，约胡乔木到家中谈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问题。”
邓小平于1978年11月5日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并于11月14日晚回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已于11月10日召开。会议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三是讨论李先念的一个讲话。华国锋在会上宣布，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华国锋特别说明，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年谱》记载：“1978年11月16日上午，约胡乔木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十九日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阐述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问题，其中提出要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革不适应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1日分组讨论开始，就有人提出为四五事件平反等重大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受到与会同志热烈响应。此后，各组发言的重点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特别是为四五事件平反的问题上。有的同志指出，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同时，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大家的意见。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了为四五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重大错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平反等九个问题的决定，其中九个问题之一的“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这条内容，是12月14日会议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的定稿本增加的。因此，以华国锋的11月25日讲话为标志，突破了会议原定的议题，“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准备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1060页）
《年谱》记载：“1978年12月2日上午，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根据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讲话稿的主要内容要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此前，亲笔拟出讲话提纲：‘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理论的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党全民动脑筋。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权力下放。千方百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不可能都满意。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一批企业做出示范。多了人怎么办，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党委要善于领导，机构要很小。干什么?学会管理，选用人才，简化手续，改革制度(规章)。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国内市场很重要。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从引进项目开始，请点专家。七、新的问题。人员考核的标准。多出人员的安置(开辟新的行业)。’”
“1978年12月5日上午，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问题，再次就讲话稿的主题、内容、文字和结构发表意见。在谈话中说：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应该允许出气，出气是对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的民主，大字报也就少了。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实行经济民主，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责任到人，做到有职有责有权。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
“1978年12月9日上午，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修改意见。十一日上午，约见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继续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之后，将修改稿送华国锋阅。”
“1978年12月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胡乔木对邓小平思想观点的理解和发挥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7年8月3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党的十一大的讲话稿、撰写一篇关于三个世界的文章等问题。同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为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同时，胡乔木还担任国务院研究室（1978年6月前名称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此机构是1975年6月邓小平要胡乔木负责组建的）主任，邓力群、于光远为副主任。胡乔木提议于光远也到社科院担任副院长，中央表示同意。此后，邓小平多次同他们三位谈过话，有时是听取工作汇报或者做工作指示，有时是谈关于文章和讲话稿的起草问题。
1978年10月底，邓小平约胡乔木到家里谈关于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谈了他的思路并要胡乔木按他的思路起草，待他出访回来后再详谈。胡乔木随即按以往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程序，先向起草组人员谈稿子布局和每部分大意。初稿出来后交邓力群改一道，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这篇稿子于11月8日完成后送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出访归来看过后，于16日把胡乔木找到家里，详细谈了修改意见。胡乔木按邓小平意见进行修改，三天后将新修改的稿子送给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乔木作为社科院的代表出席。而国务院政研室，由于邓力群正在国外访问，于光远作为代表出席。胡耀邦以中央组织部部长身份出席，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并是西北组（共分六个组）四个召集人之一。
华国锋11月25日代表政治局宣布了重要决定后，会议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原来准备的讲稿已经不能适合新的形势了，决定重新起草。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和于光远，谈起草新的讲话稿问题。此前邓小平已经写好了三页“讲话提纲”。除“对会议评价”之外，列了“七个问题”。谈话以后，胡乔木要于光远和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先组织人根据邓小平写的提纲和谈话内容着手起草。初稿完成后，胡乔木未作很多修改，只是在读稿的时候作了十几处文字性的校改。
邓小平对这个初稿不很满意。12月5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讲他对讲话稿的意见。胡乔木带上组织起草这一稿的于光远和林涧青一起前往。这次谈话是12月2日谈话的继续，邓小平又有了不少新的想法。胡乔木作了记录。参加起草的人员连夜重写，并把写成的稿子立即印出来。随后，写作班子又写出两稿并印出。第二稿于12月7日送到胡乔木手中。胡乔木作了不少重要的修改补充。这些修改补充，有些是邓小平12月2日和5日两次谈话中讲了而在稿子中被忽略或者遗漏的，也有些是稿子中对邓小平讲的观点表述得不够充分和完满的，还有一些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反复强调、反复阐述的思想、观点，当然也有胡乔木对邓小平的思想、观点的理解和发挥。
邓小平对这个稿子比较满意。12月9日，邓小平在约见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时，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修改意见。起草组又进行了一些修改。邓小平于12月11日再次找有关同志去谈话。由于胡乔木此时正召集起草农业问题文件的会议，无法分身，由胡耀邦带于光远、林涧青前往。事后，胡乔木把参加起草的人找到一起，主持研究对讲话稿的修改。当天，邓小平讲话稿基本完成。在讲话稿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下面，署上了“邓小平”的名字。
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完成。邓小平在下午四点正式发表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
12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了邓小平的《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此文稿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对读，可以看出最后修改的一些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在“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点题的话中间，加上了邓小平一再特别突出强调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加上这四个字后，就形成了表述完整的、后来称之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著名论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另外，这一稿在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方面、经济管理体制方面，都增加了一些内容。至于删掉的内容，有一句在前面几次稿子都有的，谈到党内官僚主义时说的“因此比旧式的封建官僚主义还厉害”，在定稿时删掉了。其他方面的修改还有多处。
从这个过程，既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思路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胡乔木是如何遵循邓小平的思想，随着邓小平的思路，协助邓小平写好这篇主题报告的。
关于胡耀邦和于光远参加起草讲话稿的问题
在前面引用《年谱》的有关记述中，可以看到，参加起草的主要人员中，有名有姓的，除了胡乔木以外，还有胡耀邦、于光远和林涧青。
关于胡耀邦参加起草的经历，2005年11月出版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有记载。这本书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李恒）历经八年，“把所有的史料都反复核实清楚”才完成的一部作品。这本书被誉为国内第一部最为完整的胡耀邦传记。“为读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或知之笼统的历史细节和重要史实，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是一部以文学之笔撰就的具有学术价值的领袖传记，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因此，这本书中的内容，也在诸多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和著述中被引用。该书在谈到胡耀邦参加起草邓小平主题报告时，是这样表述的：
“父亲根据这一情况（指11月25日华国锋讲话以后——引者注），对他原来为叶剑英所起草的，准备在12月13日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作了进一步修改。”
“胡乔木负责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完成的修改稿主要阐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的问题。邓小平看过后把我父亲找去，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并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
“父亲立即安排于光远等和胡乔木共同起草讲稿，并一起于12月2日和9日两次到邓小平家中听取他对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和修改的意见，然后按照他拟定的讲话提纲思路，组织起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见该书第233页）
这段满妹提供的史实中，至少有两点是《年谱》中没有的：一是邓小平要胡耀邦找人重写讲话稿；二是12月9日邓小平约见的人中，并没有胡耀邦。另外，“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这句话出自何处也没有说明。
不过，这段满妹提供的史实，认为胡耀邦“安排于光远等和胡乔木共同起草讲稿”。
于光远在其回忆录《1978：我所经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写道：“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就此有了《1978：我所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这部1998年初版，2007年再版的回忆录，在社会上影响不小，以至于许多媒体的文章，或者书籍，都引用该书的内容作为依据。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韩洪洪著的《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在谈到邓小平这个主题讲话的起草过程时，引用的主要内容就是于光远的回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有些内容既有别于于光远的回忆，也有别于满妹提供的史实。比如，该书称，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原来准备讲的问题有些已经基本解决，另外，会议也提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回答，所以胡乔木起草的那份稿子已不适用”。这显然不同于满妹转述邓小平说的“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而“12月13日，胡乔木对讲稿作了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则说明胡乔木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与于光远的回忆是不同的。
于光远是这样回忆的：“……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写出来之后邓小平亲自定稿时，我也在场，也可以说参加了定稿的事情。”“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就完成了。”“另外，我想讲的，一是在邓小平家里布置起草讲话稿和改稿、定稿时，胡耀邦和我俩人一直在场，而且除了执笔者之外，再没有别人在场，他也讲过些意见。二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
于光远的回忆，应该说有这么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他说“因为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因此，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胡乔木，尽管胡乔木当时还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既与《年谱》的记载不同，也与满妹提供的史实不同。这样，他的说法也就成了典型的“一家之言”。第二，除了12月2日那次邓小平的约见外，其它的邓小平的约见谈话一概没有具体日期。他说他有几份邓小平与他们谈话的记录，看来这些记录也都是没有日期的。更有意思的是，于光远所回忆的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又与《年谱》的内容一致。但与《年谱》最大的不同是参加谈话的人中，没有了胡乔木。第三，“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但“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那么可以说，在这个讲话稿的历史档案中，不会留下于光远的痕迹。
值得一提的还有收集在《1978：我所经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书中的韩钢写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一文。该文称：“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重新起草稿子。”
这篇文章是发表在1997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上的，1998年于光远出版了《1978：我所经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2007年再版）。由于这些都是在2004年《年谱》出版以前发表的作品，与《年谱》的记述大相径庭也情有可原。但是，在《年谱》出版后，于光远和韩钢，还有胡耀邦的女儿满妹，仍然坚持认为胡乔木的最早起草的稿子是因为“思路不对”而被邓小平弃用，显然是不符合《年谱》的记述的。事实很清楚，胡乔木最早起草的稿子也是根据邓小平的思路来的。倒是韩洪洪的《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在这个问题上靠近了《年谱》的记述，是值得称道的。
2015年12月出版的《胡耀邦（1915-1989）》第二卷（张黎群等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在这个问题的叙述上，既没有采用于光远的“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也没有采用满妹的“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该书的参考书目中列有《年谱》。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完整地接受《年谱》的记载。该书是这样叙述起草讲话稿的：
“邓小平早在11月初就准备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起草好的讲话稿显得不适用了。12月2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讲话稿问题。邓小平将自己草拟的3页讲话提纲约500字拿出来，将所列的7个部分和需要阐明的观点谈了一下，胡耀邦等都表示赞同。从邓小平家里出来，即由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人具体执笔起草，商定了文章的框架。两三天后初稿送邓小平审阅。为了修改这篇讲话稿，胡耀邦等人，5日、7日、9日、11日几次到邓小平家里共同研究讨论，不断深化对各个问题的论述。11日邓小平让执笔者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了一篇之后拍板定稿，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宣读。”（第573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该书与《年谱》一致的地方是：关于最早的稿件，是因形势变化而“不适用”的；关于邓小平自拟的提纲，是约见包括胡乔木在内的三位同志时拿出来的。而不一致的地方是，胡耀邦只参加了12月2日和11日的谈话，并未参加12月5日和9日的谈话。参加5日和9日谈话的是胡乔木、于光远和林涧青三人，即“胡乔木等人”，并不是“胡耀邦等人”。
因此，要真实还原邓小平这个主题报告的起草经过，回归历史事实本身，首先应该重视诸如《年谱》这样的权威著作。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细节，除了要参照当事人的回忆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查阅当时的历史文件予以印证。2015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传》，是在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包括有关文件的初稿、修改稿，定稿和最后印发稿等等的基础上，再与有关人员的回忆等资料相互印证，才正式行文成书的。所以，这部著作中关于邓小平主题讲话的起草过程，就与《年谱》是一致的了。从这部《胡乔木传》中，读者还可以看到，胡乔木在协助邓小平起草这个主题报告后，紧接着又主持起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三中全会上，胡乔木与习仲勋等人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胡乔木还担任了中央副秘书长，负责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此后，邓小平又请胡乔木为他起草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稿。中央还让胡乔木负责起草了叶剑英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报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据《年谱》记载，在这些文件、讲话稿的起草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于光远的名字，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和林涧青的名字则经常出现。例如，《年谱》记载：“1979年9月12日就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九月十日稿一事，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1980年4月1日 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历史决议起草问题。”“1985年9月18日上午，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并同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下午，在住地同胡乔木、邓力群、林涧青谈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这些史实可以说明，胡乔木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相当深刻，并且在为将邓小平的思路转换成正式文本的过程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016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