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一些人生关节点上的重要选择，总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味和遐思。毛泽东若干“独辟蹊径”的成就，似乎都与这些异乎寻常的悄然选择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例如他早年曾有过三次离开众人汲汲之路而另辟他途的选择：一次是早年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一次是大革命中回湖南搞农运；一次是八七会议后毅然“上山”。当然，这些选择之“关键”，多是事后回溯时人们的总结，但换个角度来看毛泽东遇事如何“拆招”，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留学热潮中，选择立足国内做调研

去国外求学本是毛泽东的夙愿，在新民学会成立初他就计划过去日本，但未成行。不久各地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有志青年都纷纷奔涌而去，毛泽东也于1919年春组织大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但他本人却选择留在国内，转回湖南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毛泽当时的解释是：第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讯得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第二，“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这样说来，他对于留学目的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总要先把需解决的问题搞清楚了，再去寻找可能的答案，才能有的放矢。

当日后毛泽东成就了伟业，人们颇赞叹毛泽东这次选择的“先见之明”。其实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在当时，虽然毛泽东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党内的地位却并不如选择了赴法留学、较深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更不必说留法学生群体后来也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可见选择留学还是放弃，本身并不能说明哪种选择更为高明。

此次选择，毛泽东错过了不少“风景”，错过了直接、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修养和开阔视野的机会。但凡事有失才有得。他从此次选择中得到的，则是比大多数人更为深刻的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实际斗争经验。

大革命中，选择前往乡村搞农运

历史走到1924年底至1925年初，毛泽东又作了一次选择。这次是因“严重的神经衰弱”，他离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回湖南养病。从他回乡后不知疲倦地积极进行农村调查、开展农运来看，毛泽东的病确是出于精神困扰。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是一个大难题。毛泽东原本与党内大多数人一样，坚决反对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但他是一个善于思索的人，不喜欢固守某种定式。经过建党后两年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他逐渐感到联合阵线对于革命斗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成分而为我所用。因此在中共三大上关于是否接受党内合作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赞成党内合作。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并逐渐成为这个“国共群英会”的共方核心人物，与该部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斗争日益公开化。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自己领衔抨击右派的信，孙中山却无暇处理，叶楚伧等人趁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告假回湖南养病去了。

然而，毛泽东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失利，又确实和陈独秀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由于共产国际在联合阵线中过分看重国民党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多番抵制而无效，遂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步步退让，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放不开手脚，处处被动挨打。

在苦耗心神而无效之后，毛泽东却采取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办法，避开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也静静地思考下一步的路。没想到，他回乡之后却意外发现了农村革命欣欣向荣的火热场景，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心病”由此祛除大半，积极开展起调查研究，搞起农民运动来。这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是这次几个月实地考察体验后深刻思考的一个成果；1927年初毛泽东有意识地再次专程搞农村调查，之后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危机关头，选择“上山”

第三次选择，就是众所周知的“上山”了。

当时“上山”的含义可能还不十分明确，是喻指“被迫进行武装反抗”，而未必实指“上井冈山”或者“去偏僻农村”。而当国共合作破裂，党内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时候，毛泽东大胆地正式提出的“上山”主张，就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战术策略了，因“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八七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训令之后，他“上山”的思路更加坚定了。在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言指出：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正在南下途中。这个与“无产阶级政党”身份相去甚远的提议，应者寥寥，因当时党内的主流思路还是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攻打城市和组织城市暴动。

毛泽东这一选择预示着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向”。而这个“转向”，从理论依据来看，是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体思路转向农村开始的，并非毛泽东的独创。那么毛泽东主张“上山”的意义何在呢？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瞿秋白共同主持，主题除了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转变以外，还严厉批判陈独秀“没有执行共产国际训令”的“右倾机会主义”。多年以后共产国际解密档案表明，陈独秀恰恰是被动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训令，才导致大革命后期对国民党步步退让、行动失措的。当时党内不少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都有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尖锐批评。毛泽东就曾大骂鲍罗廷是“洋鬼子”、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愚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共产国际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它只是原则性的东西，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对中国国情了解不深，在具体策略上也无法给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实践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细节：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十分欣赏毛泽东农民运动实践及其总结的瞿秋白，邀请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上山”的选择，既是去偏远的农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远离中央，同时远离共产国际，赢得自由思索和行动的宝贵空间。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不停地犯“左”倾错误的时候，远离理论纷争而埋头于农村革命斗争的毛泽东，用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很快让共产国际也不得不因此对中国革命作出新的判断，寄予新的希望。

毛泽东的三次选择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体现了毛泽东处理问题的“灵活性”。有了这样的思想特点，就不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一旦“此路不通”，就能够毫不犹豫地转到另外的方向去大胆试验；或当众人对某事趋之若鹜的时候，“另辟蹊径”有时反而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收获。这就是一种创新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