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北京，有着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平常的22天——从4月6日到4月28日，李大钊被捕、牺牲。

一

1926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以“讨赤”为旗号，为驱逐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北方南口进行着激战，与此同时，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成为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案犯。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了北京，成立了安国军政府，力主联合讨赤。此时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更是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政府联合的重要联络人，自然还是抓捕对象。

李大钊为能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开展策应北伐等项重要后续工作，没有按照中共中央1926年9月给北方区委的来信要求，去武汉创建武汉区委，而是决定带领国共两党的北方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原俄国兵营院内继续工作。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准入内，相对安全一些。

岂不知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得知李大钊等人行踪后，便以“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为由，派出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为特使，与西方各国驻华公使进行接洽，请求准许政府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首席公使欧登科于1927年4月4日召开秘密会议，以苏联已经退出《辛丑条约》为理由，各国公使同意了安国军政府的请求。

1927年4月4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婚礼，婚宴上从汪大燮口中探得消息：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便中途退席，回家看到来客中有胡鄂公，便偷偷把这个消息说给他，要他赶快转告李大钊，为防万一；杨度又让长子杨公庶快去找章士钊，要章士钊速告李大钊离开。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还立即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俄使馆，让李大钊速去天津日租界的章宅躲避。消息都送到了，但是李大钊还是坚持留了下来。

1927年4月6日，是清明节。上午10时30分，北京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许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人。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奔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1927年4月7日，上海《申报》《本馆要电二》中《奉军大搜俄使馆——现尚在看守中》：“今日奉军三四军团部宪兵警厅侦缉队便衣探共三百余、衣上悬红绳为符号，携械入东交民巷，包围苏俄大使馆毗连之中东路局驻京办公处及远东银行。”

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情景：“‘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警察吉世安等人闯进屋内，屋内正在烧毁文件。因为都是上等纸张，不爱着火，没有烧透。加之，抓捕队是带着消防车去的，火很快就被扑灭了。4月6日，李大钊等人是在完全没有预防下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赵纫兰母子，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60余人。

二

李大钊被捕后，一场震动全国的大营救活动开始了。

为赢得营救时间，杨度决定面见张作霖，提出了应将李大钊一案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不应动用军事法庭。尔后，杨度断然以4500大洋的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住所——“悦庐”公馆，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名流、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李大钊。

4月9日，政治讨论委员会开会，到会40余委员认为：“此次东交民巷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裁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甚大。”决定推举梁士诒、杨度为代表，并邀罗文干一起往见张作霖。

章士钊则直接找到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张作霖：“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曾在北洋法政学堂任教的范熙壬，与李大钊亦师亦友。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连续两次探访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未果。1927年4月9日夜，给杨宇霆写了《致杨邻葛督军书》，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不要“同胞相残”。

4月10日下午，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在法大三院开会，议决自10日起，由各校分途营救李大钊一案被捕人员。11日，北大校长余文灿、北师大校长张贻惠访张学良，适因公外出，叶秘书代见，提出：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问；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等条。

李大钊同乡挚友白眉初闻讯后，茶饭不思，悲愤地大声疾呼：“大钊是讲社会学的，不讲主义讲什么？难道讲主义有罪？难道只兴这班强盗讲杀人主义、卖国主义？”遂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主任名义，找该校董事长，并联络李书华等同乡及在京教育界名流，积极进行营救活动。

乐亭同乡李时、白眉初、武学易、李采岩等300多人，联名上书陈情：李大钊“生长僻壤，游学津门，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数载，继而去国东渡，留学日本。东瀛归来，任北京大学及男女两师大教授，其钻研之苦心，更不减于在津门时。”竟然想以此学问品行，感动军阀张作霖，放过李大钊，释放其妻子儿女。

署名公民李公侠，致书张学良请求宽赦李大钊。书中列举10条宽大理由,其中写道：“李氏私德尚醇，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研究各种学问……奖掖行德，宜主宽大。”

三

军警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其中有的是中文的，大部分是俄文等外文的。为此，张作霖专门成立了一个“查获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政府工作人员懂点俄文的全被调用，日夜加班，搞了好一阵子，也没有发现什么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

苏联政府在提出抗议的同时，发表声明宣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更依据报刊上已经登载出来的文件，对所谓的党案文件发表谈话：“依官方所发表观之，足证多为普通消息报告。”

对此，当时国内各报都有消息发布，如《申报》、《晨报》、《北京日报》、《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顺天时报》、《东方时报》、《北京益世报》、《北洋画报》等，《世界日报》更是逐日跟踪报道。

依据《世界日报》的报道，直至4月16日，“当局对党案仍未决定办法，警厅仍在积极整理搜获文件中”。

4月17日，“昨日公布之检查党案文卷事由目录单共24卷”；

4月18日，“警厅公布之党案证据汉文部分文件共计38件”；

4月19日，“警厅公布之党案文件，汉文部分续之四”；

4月21日，“党案重要文件日内检查完毕，其余文件拟设一编译委员会清理”。

自4月22日起，连续刊出的“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警厅公布党案证据文件，汉文部分续之六”；“警厅公布之党案文件，汉文部分续之七”。

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

李大钊在狱中坦荡地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李大钊是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身份写出的供词，狡猾的敌人要李大钊写了一遍又一遍，想从中找出蛛丝马迹，现在保存下来李大钊的三篇文稿，全文2700多字，所作陈述完全相同，丝毫未涉及共产党机密。关押在狱中的22天，李大钊始终无私无畏，为保护同时被捕的同志，表示“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要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张作霖也拿不定处置的主意，只好向外发出电报征询意见，发给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七人。回复结果是：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锡山无复电。

4月23日，张作霖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控制的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

4月28日上午11时，张作霖决定使用绞刑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下午1点，李大钊等20人分坐6辆囚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将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20位革命者绞杀。他们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李大钊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就义前拍摄的照片，留下了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他身着布棉袍，坚定从容。

28日下午，为了向各国公使证明杀害李大钊党案的判处正确，张作霖不得不邀请“各外使参观党案文件，昨日下午偕赴警厅”。实际上，张作霖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共产党组织工农暴动的证据。

李大钊等竟然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被绞杀，引起社会舆论哗然。1927年5月以后，张作霖只得一面下令加大文件公布的数量，一面使出了最卑鄙的手段：假造证据。

5月4日：“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极要文件；次要文件”（《世界日报》第3版）；

5月9日：“京警厅继续发表俄馆党案文件（续）”（《申报》第7-8版）；

5月10日：“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世界日报》2版）；同日，“京警厅发表党案俄文密件”（《申报》第10版）；

5月17日：“京警厅继续发表党案文件”（《申报》第7版）；

5月21日：“京警厅继续发表党案文件”（《申报》第6版）；

5月22日：“京警厅继续发表党案文件（续）”（《申报》第9版）；

5月25日：“京警厅继续发表党案文件”（《申报》第7版）；

5月26日：“京警厅继续发表党案文件（续）”（《申报》第7版）；

此后有：“警厅续布之党案文件：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警厅续布党案文件：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按此件足以证明加伦鲍罗庭等确系苏联政府所派）；“警厅公布党案文件：国民第三军训练工作之计划及训练团之人员(续)”等等，一直到1927年12月25日还在刊出“警厅续布党案文件：莫斯科致俄使馆武随员指令”。

1928年3月3日刊出：“党案文件，张作霖出资两万元印书”；“党案文件业已出版，张学良等并有序文”；3月19日刊出“党案文件刊印成书。将编送中外各机关”，这就是《苏俄阴谋罪证汇编》一书。

1928年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印的《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一书，有三种版本。一是普通精装的十六开本，共四册。书前有六篇序言，首篇为张学良所写。二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线装本，张国忱等编译，分装两函11册。三是英文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由上海英国别发书庄印制发行。别发书庄是在1870年由英商别发洋行创办，经理施露。

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终于能够找到一份《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内有“为引起外国干涉”，“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外国人，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直至抢劫和杀人”。这份资料被认定是共产党策动南京抢劫和各地排外事件的文献证据，证明“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

1983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习五一曾为此专门访问原张作霖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写出《张作霖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的真相(访原张作霖外交特派员张国忱)》，披露伪造这份文件事实经过：这份训令是张国忱根据张作霖指示，找了哈尔滨《喇叭报》主编来塔列夫斯基伪造的。来塔列夫斯基当时身份是“白俄”。习五一以《张作霖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真相》为题，在《民国春秋》1987年第1期予以披露。此前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习五一发表过《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辨伪》一文，他细致地分析考证并揭露了这个《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是由外国公使教唆、张作霖授意、张国忱和白俄记者作伪，美国武官的随员帮助翻译而炮制出笼的一份假文件。

张作霖就是以这样伪造的文件为罪证，用来掩盖他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的罪行。这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虚假的部分。

四

如此看来，《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一套真实的和伪造的文件并存的文献资料，是张作霖为达到掩盖其罪恶而编印的。

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是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四十一辑。此书所依据的应是1928年张作霖亲自主持、编印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普通精装本。但是略去了所有的序言、题词和摄影。

全书分为序言、题词、摄影、目次、政治类、军事类、密探类、广东事项类、国民军事项类、山西事项类、三特别区及蒙古事项类、中东铁路事项类、党务类、中国共产党类、苏联在东三省经营商务情形类、杂件类等分类；附编：劳工类（德文）、俄文极要各卷分页详细目录（第1卷至第200卷）、俄文次要各卷分页详细目录（第5卷至第263卷）、德文分页详细目录（第1卷至第12卷）、中文极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26卷）、中文次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48卷）、普通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96卷）、俄英德日法等文极要书籍目录（普通类1-221号、军事类222-352号）、俄英德日法等文次要书籍目录（1-744号）、中文共产主义书籍（1- 63号）、图画目录（1-295号）、远东银行账薄目录（1-46号）、天津远东银行文件目录（1-22号）、密编目录：军事政治阴谋类（1-48号）、密探类（1-38号），全书共计2138页。

我们在阅读《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的“中文极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26卷）”“中文次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48卷）”“俄文极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00卷）”“俄文次要文件目录（第1卷至第263卷）”时，惊喜地发现里面纪录着李大钊所发出的信件及李大钊所收到的一些来信目录及内容的要点，总共竟达18条之多。只是该书对这些信件都没有登录发出、收到的时间。经过认真查找已经出版的李大钊著作的选集、文集、全集，全然没有相关的记载。那么，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丰富相关史事的内容，还为李大钊生平及思想发展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贵信息。

——李大钊发出的信函：

1、李大钊致萧仙：述京汉路不日将有变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9，第1795页）

2、李大钊致电张之江、鹿钟麟等：述甘旅、袁旅等部反戈情形。（《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60，第1799页）

3、李大钊致国民军电稿：报告最近军情。（《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178，第1808页）

4、李大钊致徐谦：介绍唐进请政府任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216，1811页）

5、李大钊致李汉俊：拟将中俄大学迁至武汉，望尽力援助。（《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217，1811页）

6、李大钊致申甫：约其来德（《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次要文件目录”卷159，1824页）

7、李大钊等致徐谦：述日本人坂西介绍岩松义雄入党情形。（《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次要文件目录”卷197，1827页）

8、李大钊之信件（《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俄文极要文件目录卷199之第244-250页”，第1435页）该书只列此目录，内容不详。

9、李大钊及康世直（译音）之信件（《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俄文次要文件目录卷118之第19-21 页”，第1623页）该书只列此目录，内容不详。

——李大钊收到的信函：

1、中央委员会致李大钊之信件（《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俄文极要文件目录卷199之第235页”，第1435页）该书只列此目录，内容不详。

2、于右任致李大钊：由上乌金斯克报告 在莫斯科劝冯玉祥回国，请代筹路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44，第1798页）

3、钱晴泉致李大钊：由包头报告 奉冯命随刘郁芬由包头赴甘。（《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45，第1798页）

4、永泰致李大钊：由宜城报告：在宜城军队中演讲情形。（《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46，第1798页）

5、延秉昊致李大钊：报告组织东北国民革命委员会等情形。（《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47，第1798页）

6、延秉昊致李大钊：请关内同志代筹军费军械并附各分路司令名单。（《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49，第1798页）

7、高风致李大钊：关于劳工运动及宣传北伐情形。（《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137，第1805页）

8、守中致李大钊：发自郑州。询广东能否于最短期间出兵。（《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文极要文件目录”卷175，第1808页）

9、马林致李大钊：1924年8月15日发自汉堡。叙述在工人协会宣传共产已有十年经验，如拟聘请每月须有华币三四百元始肯应聘等情形。（《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俄文次要文件目录卷248之第11-14页，原文为英文”。第1776页）

这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中真实的部分。我们分别以“李大钊发出的信函”“李大钊收到的信函”整理出来，尽管其内容文字只是《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编者所提供的简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