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聂荣臻是我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他们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作者在学习革命先辈生平史事、相关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学界对两位先辈革命生涯相关联的史事研究尚属空白，撰文对其予以梳理，是为厘清史实，更好地铭记历史，传承红色革命文化。 ——编者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全世界树立起革命成功的典范。由此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也就成为20世纪初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信仰共产主义者心中的“赤都”。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自法国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也就在这段学习期间，他遇到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的李大钊，并亲耳聆听李大钊给他们这些赴苏学习的中国学生讲课。

聂荣臻和“东方大学”

在《聂荣臻回忆录》中，他反复提到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

“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10月建立于莫斯科。主要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和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内设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波斯班、蒙古班、越南班、印尼班、印度班等。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翻译杨明斋在北京拜访李大钊，通过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培育干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好组织准备，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学员。共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30余人。1921年春，刘少奇等30余名团员分批乔装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将于10月21日开学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

中国班第一批学员中，刘少奇1922年春就奉调回国领导工人运动，其余大多数是在1924年毕业回国。第二批学员，一部分由旅欧支部转来，有聂荣臻、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等，另一部分是由国内来的叶挺等，总共100多人。1925年2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还从学员中抽调聂荣臻、叶挺等20余人，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进行为期半年的军事训练，为国内斗争培养军事人才。第三批留学人员仍为留欧学生和国内派遣，有旅欧支部选派的朱德、熊正心等，国内派遣的彭干臣、罗世文、向警予等。1927年，东方大学还开设了研究生班。1928年5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大中国班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东大不再招收中国留学生。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1937年，东方大学一分为二，一个为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一个为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1938年，东方大学彻底停办。

聂荣臻赴苏学习是几经周折的。1899年，聂荣臻出生在美丽富庶的西南政治中心四川，这时的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初期革命思潮涌动，四川不断掀起反抗清政府的斗争。中华民国建立后，聂荣臻正在江津中学读书，他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通过《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与同学“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他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印象，“深信中国社会要变”。1919年11月，他“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选择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欧洲5年求学时光，他完成了世界观彻底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转变为“社会革命论”。在中央档案馆的《旅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23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记载，1922年8月，聂荣臻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真正走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1923年3月，聂荣臻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加强组织训练，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

“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的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1924年9月，聂荣臻被党组织选送到他所向往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

聂荣臻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二批学员。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等旅欧支部骨干成员一起离开法国，经过德国并在柏林“红色战线”工人家庭住了一个多星期，再经过汉堡到北方的港口坐船到苏联列宁格勒（彼得堡），10月份开始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时光。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一所培养东方各被压迫的民族革命者的学校，有中国同志，也有从朝鲜、蒙古来的同志，但中国的学员最多，中国学员中，有一批是从国内直接来苏联参加学习的。”据聂荣臻元帅秘书周均伦将军提供的莫斯科档案馆“旅莫S.Y.（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资料”，聂荣臻当时用名“聂云臻”，担任第六小组组长。1925年2月，聂荣臻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6月奉命与成员分批回国。8月中旬，由王一飞领队,聂荣臻等中国班的26名成员启程离开莫斯科,经海参崴乘轮船,9月3日到达上海。

李大钊赴苏参会与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

1924年6月中旬，李大钊启程赴苏参加共产国际五大。6月17日至7月8日，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代表李大钊、彭述之、刘清扬等出席了会议。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李大钊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工作期间，李大钊多用秦华、李琴华等名字，曾多次接受采访、发表谈话和演讲。8月，到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游览休息，并参观了苏联少先队活动，了解苏联少年儿童的新生活，住东方大学宿舍。9月初，去列宁格勒参观，住国际海员之家。9-10月间，有文字记录的，两次参加东方大学的中共旅莫支部大会。

东方大学的中共旅莫支部，最初设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内。1921年冬，中国班开始建党，赴苏的第一批学生刘少奇、罗亦农、卜士奇、吴芳首先由团转党。因人数少，只设一人负责，无支部委员会，且党员的身份也是秘密的。1922年底，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得知中国旅欧支部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有困难，决定旅欧学生分批转到东方大学学习。随着旅欧学生的到来，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在东方大学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第一届支部从1922年的13人发展到1923年的23人。在其存在的4年时间里，旅莫支部的宗旨就是通过开展各种组织活动，来提升党团员留学生的理论水平和行动能力。苏共一直不同意在东方大学建立中共的支部，但也并未采取解散的措施，直到1926年5月才明确将中共旅莫支部解散。

1925年9月12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三次大会上作了《中国最近之政变——在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的报告》，由李季达记录，该记录已经收入《李大钊全集》。1925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党支部第七次大会作的《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报告，由杨介臣记录，该记录也收入《李大钊全集》。

关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聂荣臻回忆录》中也有记述：“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我同时兼作党团工作。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团员有100多人，大部分是从欧洲转去的，编成10多个小组，由欧洲转过去的这些同志，我们少数人既是团员，也是党员，是双重身份，旅莫支部大概对此不很清楚。开始只是让我们过团的生活，办理了转党手续后，才过党的组织生活，由国内派去学习的同志都是党员，所有党员属旅莫支部领导。”

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应是李大钊与聂荣臻在苏联革命活动的交集点。

在莫斯科，还有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而建立的中山大学。李大钊、聂荣臻分别是在1924年12月、1925年8月从苏联回国的，而中山大学是1925年10月成立的，应该说李大钊、聂荣臻与中山大学没有直接联系。

聂荣臻对李大钊授课印象深刻

1925年6月，为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通知聂荣臻等分批回国。多年后，聂荣臻对东方大学学习时与李大钊的师生之情，记忆犹新。

“东方大学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还有政治经济学等等。我们上课时，由王一飞同志当翻译，他的俄语讲的很好。”“我还听过几次李大钊同志讲授的历史课。李大钊同志来莫斯科，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他对东大培养的这批中国学生很重视，亲自找我们谈话，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听起来格外亲切。我对大钊同志是很敬仰的，当时，他已是国际知名的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李大钊牺牲的时间早，留存下来的资料少，我们所能查找到的他苏联之行留下的文字记录仅限于（除去参加旅莫支部活动的两份报告）如下内容：

1、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24年7月1日）

2、中国内战——中共中央委员李秦华对《消息报》记者的谈话（1924年9月13日）

3、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1924年9月13日）

4、在莫斯科大剧院“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的演讲（1924年9月22日）

5、苏俄民众对中国的同情——赤都通讯（1924年9月24日）

6、上海的童工问题（1924年9月28日）

7、中国内战与中国人民（1924年9-10月）

8、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1924年10月）

从以上李大钊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期间所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字大多是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和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陈述，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这是李大钊多年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在莫斯科，这些内容以文件、文章、演讲等形式传播着。李大钊在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游览休息时候，曾住进东方大学宿舍，他非常重视这些赴苏学生，希望他们尽快掌握知识，了解中国国情，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没有列举出李大钊所讲课程的具体内容。但李大钊1924年10月30日在中共旅莫（斯科）党支部第七次大会所作《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的报告，与《聂荣臻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在莫斯科学习时间吻合、所谈授课内容一致，还有旅莫支部这样一个共同活动的组织，就是说李大钊所作《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的报告，应该是聂荣臻听到李大钊所作的报告之一。

关于1924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斯科）党支部第七次大会作《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报告的情况，在2005年出版的《李大钊传》中有着进一步的描述：“这次大会的主持人是袁子贞，记录是杨介臣。旅莫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参加了大会，旅莫党团支部为对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进行实际问题的教育，尤其是对中国问题的教育，增设了中国问题课，李大钊这一报告是关于中国问题课程的一课。在报告中，李大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江浙战争的历史背景；（二）党的任务；（三）在莫斯科训练的意义。”这一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东方大学“增设了中国问题课，李大钊这一报告是关于中国问题课程的一课。”这应是对聂荣臻听到李大钊所讲课程的有力证明，当属他在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课程。

聂荣臻对李大钊的深厚情谊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我对大钊同志是很敬仰的。他不止一次提到李大钊。例如，1955年聂荣臻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回到故乡的江津中学时，回想起为革命牺牲了的同乡同学，提到吴平地烈士，还着重讲到吴平地烈士当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入党后给李大钊当助手，最后与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的往事。聂荣臻一生处世待人，以李大钊为学习楷模，李大钊是活在他的心中的。

1925年8月，聂荣臻等到上海后，总书记陈独秀接见了他们，并决定分为南北两部分安排：一部分到南方，主要是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另一部分去北方，主要是加强冯玉祥的西北军。结果聂荣臻与叶挺等12人被分配到南方的黄埔军校，这就使聂荣臻错过了去北方，在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指导下，加强冯玉祥西北军工作的机会。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中共广东区委报到,见到了时任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他们都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周恩来分配聂荣臻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当秘书兼政治教官,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李大钊同志又帮助孙中山、廖仲恺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黄埔军官学校，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开办的。”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积极支持黄埔军校的工作，先后选送大批优秀青年赴黄埔军校学习。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此为借口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黄埔军校。聂荣臻退出黄埔军校，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北伐开始后，聂荣臻作为军委特派员随军出发，负责联络，一路向北。李大钊则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为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尽心工作，策划了南口战役，使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聂荣臻奔忙于国民革命军各部和黄埔军校等处，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李大钊、聂荣臻共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尽最大努力。

1927年3月，在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工人农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相继占领了包括杭州、南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但是，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竟然与帝国主义勾结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更不顾人民大众的强烈抵制，在4月28日将李大钊等处以绞刑。在南方，新军阀蒋介石一手炮制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震撼全中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者只有拿起刀枪，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使中国革命免遭厄运。在中国大革命洪流的困境中，聂荣臻得出这个结论。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领导下，朱德、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参加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由此诞生的中国革命军队，实现了李大钊所昭示的“我们党要抓军队，没有军队不行啊！”

南昌起义之后，聂荣臻一直在军事战线上。1927年12月，他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调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31年12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1939年他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展成拥有72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47年11月，聂荣臻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聂荣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被毛泽东称赞为“厚道人”。聂荣臻实事求是，不尚浮华，反对空谈，踏实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聂荣臻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聂荣臻严守纪律，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廉洁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当我们把聂荣臻的高风亮节总结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确信，他是一位实实在在地以李大钊为学习楷模的人。

1979年11月28日，是李大钊诞辰90周年纪念日，聂荣臻欣然题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真挚地表达了对李大钊的崇敬之情。

（此文为重庆聂荣臻研究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聂荣臻与人民军队”学术研讨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