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就曾动员组织一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务农。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起大落、就业压力的忽强忽弱而起伏盈缩。到60年代前期，年年有计划地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形成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经无法着手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原来的知识青年部分返城“造反”，提出要户口、要工作、要粮食的问题，上山下乡的正常进程被打断。到1968年夏天，唐山市连续积压了三届初、高中毕业生3万多人。由于大学停招、工业停顿，这些学生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成为稳定社会所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随着局势的逐步稳定和各级革委会的建立，毕业生安置问题提上了日程。1968年8月，唐山地、市革委会相继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文革”以来一直未能按时毕业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进行安置，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坚持“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分配。“四个面向”是指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主要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并且以插队落户为主。1968年9月12日，唐山市“文化大革命”时期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700多人奔赴农村。市革委会在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举行有5万多人参加的欢送大会。9月27日，唐山市第二批共2684名中学毕业生下放农村劳动。至此，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12月22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唐山地、市革委会迅速召开会议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动员自己初、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到农村安家落户。随即，唐山市层层召开上山下乡动员会，《唐山劳动日报》发表“来一个动员，造成上山下乡之风”的社论，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新热潮。

当时，上山下乡成为国策。虽然没有长远规划，缺乏各种政策和物质保证，但各地区各部门或依靠革命热情或借助政治压力，一哄而起，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作为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学校、家长单位、街道统筹行动，敲锣打鼓登门造访，模范人物现身说法。动员上山下乡的汇报座谈会、定向审批会、下乡知青回城报告会、各类经验交流会、表彰会、誓师会接连不断。欢送知青上山下乡时，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动辄地、市主要领导出席，几万、十几万群众夹道欢送，其场面蔚为壮观。到1969年9月15日，唐山地区累计动员4.41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当于1964至1966年三年成批回乡、下乡知识青年总和的5.5倍。

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为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国家拨付一定的安置费用，并采取一些补助措施。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在《转发生产指挥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对具体补助数额作出了规定。多数知青到农村后受到热情关心和支持，基层干部和农民帮助安家理财、安排口粮、筹措建房等，在生产、生活上传帮带，使他们逐步适应新的生活。

70年代初，工矿企业大规模招工，不仅使上山下乡人数逐年减少，还使大批在乡知青被招工回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步入低潮。据唐山市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关于招用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充实工业劳动力的请示》显示，唐山市工矿企业计划在1970年下半年增加劳动力1.79万名，从当年初中毕业生中招收9854名，从知识青年中招收6014名，由滦县张庄铁矿招用亦工亦农2000名。唐山地革委在《关于分配71届初、高中毕业生的通知》中提出：下乡、升学、上工统筹兼顾，下乡占60%左右。1970年，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点，全国高校陆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唐山地区共向大专院校选送学员585人。1971年，唐山煤矿医学院、河北矿冶学院、唐山商业学校、河北轻工业学校、滦县师范学校、玉田师范学校等大中专院校陆续恢复招生。当时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方针，下乡3年以上的知青允许被推荐。再加上招工、征兵等原因，上山下乡知青人数大幅减少。据有关资料显示，唐山市1971年下乡2672人，1972年2785人，1973年1875人。

1971年12月2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给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慰问信，并组成慰问团到各地慰问。1972年1月22日，河北省慰问团深入唐山地区农村慰问知识青年。到1973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5月14日，为加强组织领导，经地委批准，唐山地区将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更名为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各市县区相应健全了知青办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长远规划，清理安置经费，切实解决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加强知青的培养教育，狠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严厉打击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动。此后，知青政治地位得到提升，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改善。

安置工作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开始只重视动员，没能给知青扎根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出现种种问题，又影响城市动员。1973年以后，各级党委一手抓动员，一手抓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了制度。1974年8月，唐山地委制定并实施1974年至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划，调整和改进安置方式，主要是推广株洲经验，厂矿企业与农村社队挂钩，对口安置下乡青年，建设青年点。1975年，唐山地区建立青年点989个，知青达3.1万人。同时,把分散的知青集中到青年点上，人数达到了83%。厂社挂钩的优点是变分散插队为集体安置，变学校与社队对口安置为厂矿企业与社队对口安置，变依靠农村单方面做好安置工作为动员城乡两个方面共同来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在实现青年自给、改善住房条件、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显示出优越性。同时，厂矿企业选派一批政治条件可靠、工作态度好、群众拥护的干部与知青一同下乡，参与对下乡知青的管理。这种做法，对减少家长担心、减少动员毕业生下乡的压力，对保护知青利益、缓解他们的困难，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1968年9月到1975年底，唐山地区下乡人数近10万人。从安置情况来看，各县除了还乡的以外，插队占绝大多数，也有去国营农场和边疆的。1970年至1971年去内蒙建设兵团2400多人，1974年至1975年去汉沽农场600多人，还去地、市“五七干校”300多人，其余大部分在各县。从知青成长情况看，有738人入党，1.48万人入团，450人进各级班子，5879人任会计、保管员、技术员、农机手、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各项工作，结婚的有8500多人。从返城情况看，因为“两招一征”和其他原因离开农村的知青有4.2万人，占知青总数的44％。其中，招工2.2万人，招生4600人，征兵2350人，因病等其他原因1.2万人。当时，还在农村的知青有5.6万人。其中，属于唐山地区下乡的5.17万人；天津等外省市来唐知青有4350人；女知青3.3万人。知青分布在全区474个公社、4652个大队。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唐山市委于10月发出《在抗震救灾中继续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强调继续坚持上山下乡。但鉴于地震的实际情况，下乡的规模和人数继续缩小。1977年下半年以后，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没有结束，但基本停止了对知青插队落户安置的办法，都是集体安置知青。如开滦、唐山钢铁公司、各有关县区和企事业单位，有条件的都建起了自己的农场或基地，把安置知青留城就业和上山下乡统筹起来。因此，直到1978年仍有知青被安置到农场或近郊基地下乡，但规模均不大。

1978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知青工作的重点逐渐转到知青返城工作中，尤以解决震后父母双亡、家庭变化较大的困难知青回城为主。到1980年，知青返城工作基本结束。此间，对因各种原因没有回城的知青，也陆续给予了各方面妥善安置和照顾。随着这些工作的完成，客观宣告了唐山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广大知识青年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艰苦劳作，传播科学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建设农村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不少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锻炼，了解了基层的情况，学习了农民勤劳朴素的优秀品质，后来成为各方面事业的骨干。但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上山下乡运动片面强调接受“再教育”，升华体力劳动，忽视文化知识的学习，造成整整一代的知识文化的断层，迟滞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