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个历史过程，1920年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酝酿建党的启端；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是组织上建党活动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该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其实，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有个过程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这批人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很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先进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决定分头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史学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陈两人在天津分手以后，一个回到北京，一个来到上海，将“相约”化为实际的建党行动。
李大钊送走陈独秀后，曾在天津作短暂停留，先后与章志(少年中国会会员)、黄凌霜(无政府主义者)等人到旧俄租界与苏俄友人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酝酿革命组织和活动事宜。回北京以后，李大钊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通过北大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开始了先进知识分子与长辛店产业工人的直接联系，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的工作，为在北京建立党的组织作准备。
陈独秀离开天津抵达上海后，首先到工人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并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同时，他还将《新青年》编辑部由北京迁回上海，跟《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以及与《星期评论》社有密切联系的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等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新思潮，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在上海建立党的组织作了准备。陈独秀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建党问题。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后改称裕德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开会，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起草了具有党纲性质的若干条文；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
1920年6月，陈独秀等5人开会决定建立的组织，当时称作什么呢?
当事人的回忆与俞秀松日记的记载
当事人对此的回忆，各说各的。1956年12月，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回忆道：“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1920年6月，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陈公培只是记得，在陈独秀家里座谈，“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没有提到组织的名称。
李达、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周佛海都是较早加入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李达1954年2月23日在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写道“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他提出，当时发起组织的不是“共产主义小组”，而是C.C.P.，中文名称是什么，他没有说。李达在1955年8月2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前面讲的是“共产党”，后面讲的是“党的上海发起组”，名称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也是较早加入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他在1956年6月回忆说，“1920年四、五月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就是党，并未改用别的名称”，也就是仍然称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即茅盾)，也在1920年夏天经常参与陈独秀等人的聚会，1957年4月，他回忆说：“小组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在1961年回忆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没有提到名称是什么。1942年出版的周佛海的《往矣集》一书中，则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
上述7人的回忆中，肯定“一开始就叫‘共产党’”的只有施存统一人。
1990年发现了俞秀松日记的残篇。在1920年7月20日的日记中，俞秀松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在没有发现俞秀松当时还有与其他一些人进行组党活动的前提下，日记中提到的“社会共产党”，所指的应该就是1920年6月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而并非如施存统所说的“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施存统回忆中说“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其实，《共产党》的创刊是在1920年11月，是在决定建立发起组的半年之后，也并非在“一开始”之时。
当时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张申府有一段比较细致的回忆，他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我们回了信”。陈独秀给张申府写此信的时间是在1920年8月间。就是在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之后，也说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党”的名称并没有确定。俞秀松的日记和张申府的回忆可以彼此印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建时，既考虑过称为共产党，也考虑过称为社会党，甚至于还曾考虑过称为社会共产党。
申报的报道与陈独秀的“吾党”
关于被称为社会党，还有这么一段插曲。
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曾刊载了一条消息：“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依据是什么呢?因为陈独秀曾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陈独秀在“略述”中，提到：“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此后，又一处提到：“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吾党”即“社会党”。陈独秀的这篇《对于时局的我见》，加上他的种种活动，很自然地使警方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
《共产党》月刊与《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刊物用大量篇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中国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探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批驳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创刊号首页的“短言”中，阐明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刊物上既无编辑部地址，也无印刷、发行单位，所有文章的作者或译者都用笔名，而不署真名，使人一看便知是本秘密刊物。然而却又以“共产党月刊社”的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废除旧的国家机器；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指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必须“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定了下来了。建党的工作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