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唐山这个城市始终处在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唐山人民特别是唐山工人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怠工、罢工到破坏机器设备，削弱日军的军工生产；从向抗日游击根据地传递情报、输送药品和各种军用物资，发展到先后组成工人先锋队、工人总队等工人抗日武装，转战城郊，直接参加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唐山人民以各种形式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日军就接管了开滦煤矿，实行所谓“军管理”。这样，自1933年日军占领唐山，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在冀东大地上唯一一块不受日军控制的地盘，也沦于日本法西斯的直接统治之下。从此，开滦矿工的境遇更加悲惨。
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在唐山市内建立了庞大的法西斯统治机构。在开滦矿区，日军除加强原有的矿警队和伪军驻防外，还增派专驻矿区的日军守备队，控制着整个矿区工人的活动。同时，增设特务室、侦缉队、灭共班等特务机构。尽管如此，日军仍然认为防范不足，还利用包工大柜豢养的一批所谓“眼线”，混入工人队伍，暗中监视工人的行动，使整个矿区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镇压抗日军民和工人运动，日军除在唐山矿设置电网、建造集中营外，又在林西矿的东墙外设置了一座地下监狱。据统计，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8月，这座地下监狱先后监禁过2000多人，其中有500多人惨遭杀害。
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国内经济濒于崩溃。为了维护其庞大战争机器的运转，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更加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视工人为奴隶，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为减少大罐送人的时间，一个只准装16人的罐笼硬装二三十人，工人们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有的甚至被挤断肋骨，变成残废。在掌子面上没有安全设备的条件下，逼迫工人冒险作业，伤亡事故频频发生。1942年到1943年一年中，仅唐山矿就因事故死亡50多人。由于战争的影响，物价飞涨，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他们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七七事变前的35％，就连这点收入，还要受到特务、汉奸的敲诈勒索。因此，大部分工人在下班后还要到各处打零工。许多有家属的工人，终日拼命劳动仍不能养家糊口，妻儿老小不得不沿街乞讨。日军对开滦实行军管后，又出现了一种“集体锅伙”的剥削方式。1943年，开滦劳工处在唐山西北井盖起一片房屋，前后10排，每排4大间，这里住着从山东招募来的工人千余人。他们吃住全在这里，因此称“集体锅伙”。矿务局对这些人看管极严，住房四周有电网，晚上通电，并设有炮楼，门口有保安队把守。不许工人带行李出门，以防逃跑。集体锅伙的卫生条件极差，第二年这里发生瘟疫，矿方又无医疗措施，任其蔓延，许多工人在瘟疫中丧命，这个名为“集体锅伙”的场所，实则是一座变相的集中营。
日本侵略军对人民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压迫，非但不能使工人屈服，反而更激起了广大职工的抗日怒火。唐山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打击野蛮成性的日本侵略者。
1941年，由于侵华日军的疯狂残暴，抗日战争进入了十分艰苦的阶段。是年7月，中共唐山组织遭到破坏，多数党员陆续撤到解放区，少数没有暴露的党员在市内潜伏下来。翌年6月下旬，中共冀东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以解放区为依托，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唐山市内重新开展工作。据此，路南工委书记丁振军派人在林西、唐家庄以东各村的开滦跑家工人中进行联系，发展革命力量。首先，在家住抗日根据地和边缘区的跑家工人中，组成了百余人参加的开滦五矿职工抗日救国会。很快，救国会组织发展到20多个村，并从中发展党员，到1943年发展党员40多名，建立了14个党支部，成为领导矿工抗日的战斗堡垒。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抗日救国会员经常在市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把传单及宣传品放在鞋里、绑在腿上，藏在劳动工具中送到矿区和车间，秘密散发给工人传阅。有的把传单贴在敌特的门上，甚至放在开滦高级员司的办公桌上。一些抗日的标语口号也不断出现在矿区、街头和工人居住的地方。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争相传送，他们感到共产党、八路军就在身边，从而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1943年10月，中共开滦工作委员会书记葛振武将撤到根据地的职工抗日救国会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名为工人先锋队的矿工武装。工人先锋队开始仅在开滦林西矿以南的较小范围活动，以后随着队伍的扩大，武器装备的改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开滦唐家庄矿附近。这支工人武装不但寻找战机，消灭骚扰解放区的小股日伪武装，而且担负着警卫第四专署机关的任务。他们在频繁的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军事素质，有效地保证了领导机关的安全。
为了粉碎日军“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唐山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在沦陷区的各厂矿内开展了有组织的怠工斗争。北宁铁路唐山工厂担负着制造修理机车、车床、装甲车和各种火炮的任务。驻厂日军看管甚严，但是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各场房的出入口暗布岗哨，没有监工在场，他们就聊天、休息。看到日本监工来了，放哨工人发出信号，大家就拿起工具，假装干活。即使日本监工在场，工人干活也是磨洋工，往往几个小时的活要干十几个小时才能完。驻厂日军眼看着生产上不去，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破坏日军的“追煤”计划，开滦工人提出了“镐下留情”“多上班多给钱、多出煤不多给钱”“刨煤没有功劳簿”等口号。工人们在井下尽量不干活，少出煤，致使煤产量逐年下降。1942年产煤640万吨，1945年仅产煤280万吨。水泥也是日军重要的军用物资，驻厂日军制定了强制工人劳动的“追灰”计划。启新洋灰公司的工人采取大窑多烧煤、少出料的办法，既浪费了燃料，又降低了水泥的产量和质量，使日军的“追灰”计划落空。
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缺乏各种军需物资，给抗日斗争的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为了支援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唐山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向根据地输送雷管、炸药、电台、电石、医药、油墨、文具、纸张、棉纱、胶鞋等军用物资。开滦唐家庄矿工人为根据地兵工厂搞到七八公斤化学药品和200公斤电石，他们把电石密封在铁罐里，再把铁罐放入盛满粪便的大桶里混出城去，几经周折，最后送到根据地兵工厂。开滦赵各庄矿工人多次向根据地运送炸药和钢轨。铁路工厂工人将修造枪炮弹簧用的风钢丝和各种金属材料偷运出厂，然后转送根据地。为支援根据地的军工生产，一批技术工人主动投奔根据地，成了兵工厂的生产骨干。各厂矿的郊区跑家工人还和根据地军民一起，扒铁道、割电线、炸火车，直接投入消灭日军的战斗行列。唐山工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大力支援，受到冀东军区领导的高度赞扬。李运昌曾深有感触地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东部队官兵都有胶鞋穿，冀东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比其他抗日根据地好一些，就是有白区人民多渠道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