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在《报与史》一文中写道：“报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地区第一张党报《救国报》(今《唐山劳动日报》)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正是我党运用新闻武器引领冀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历史的忠实记录，成为冀东党组织的喉舌和冀东抗日烽火中的一面旗帜。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顾《救国报》的发展历史，它所经历的在芦各寨、鲁家峪、长城内外各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时，日倍感亲切；更加怀念那些为党报事业贡献出宝贵生命的新闻战士。

    回望：抗日烽火遍冀东

    冀东地区，北据长城、南邻渤海、西扼京津，京奉路(也称北宁路，今京沈线)贯穿其中，是华北与东北之走廊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近代兵家必争之地。

据我市著名党史专家李成民介绍：抗战时期，冀东泛指天津——北京——古北口一线以东、长城以南的河北东北部地区。按旧制包括临榆、抚宁、卢龙、昌黎、滦县、乐亭、丰润、丰南、玉田、遵化、迁安、宁河、宝坻、蓟县、三河、香河、通县、顺义、平谷、密云和唐山市。南邻渤海，北据燕山、长城，与热河、辽宁省相连。也是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侵华日军入关后对这一区域的侵略时间最早，统治最为系统和严密(1935年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其控制手段也最为残酷。大扫荡、屠村、集家并村、人圈、千里无人区，把冀东大地上的美丽乡村变成炮火硝烟下的一片片焦土。

依李老梳理的脉络，我们对冀东抗战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侵华日军也更为加紧了对冀东地区的侵略和控制。华北日本驻屯军从8000激增至2万余人，其中1.3万分驻冀东之通县、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临榆等地。日军屯兵西移，呈现出待机兵犯华北腹地的态势。7月底，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迁至唐山，北平、天津沦陷后，日本指使汉奸王克敏等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将其原属22县，划归河北省，改称“河北省冀东道公署”，开始了日伪狼狈为奸的残暴统治。

    然而，这一区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中国早期工农革命运动重点地区。“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在各地持续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了长城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1938年春，中共河北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与八路军挺进冀东紧密配合、组织冀东暴动的指示精神，发动了汇集10万武装力量的冀东抗日大暴动。随着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冀东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转为以坚持为特点的敌后游击战。相继建立起腰带山、鲁家峪、盘山等多个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了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革命斗争融入到全国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区党委，以及比较独立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并作为党委与宣传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年冬，中共冀东区党分委开始建立宣传工作，翻印《党建》《论持久战》等一些书籍。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遵化西南的芦各寨建立《救国报》社，社长马宗周(曾化名崔林、李杉)。

    发声：曾有这样一座小学校

    查阅《冀东报史资料》，发现一篇经历过冀东革命的老报人肖铃写于1982年的专访，记述了有关《救国报》诞生地芦各寨、鲁家峪的变化情况。我们也就此拜访了这位新闻前辈。年逾九旬的肖铃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谈到《救国报》的情况如数家珍、一往情深。肖铃的回忆和如今仅存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最多的记录是在芦各寨曾经有过一座小学校，首任社长马宗周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始了抗日《救国报》的创建工作。

    要在敌人控制最为严密的占领区建起宣传抗日的报社，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任务艰巨而光荣。马宗周时任抗联五支队政治部主任，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宣传部长徐志传达办报的任务之后，马宗周迅速来到芦各寨进行实地调查。

    芦各寨，群山环抱，这里既有适于长驻又便于转移的地形，还有已经发动起来并经过斗争考验的抗日群众，而且敌人把这一带认作“治安民区”，诸多因素均适合报社不宜经常移动的特点。马宗周把党组织为他配备的助手刘海山安排为芦各寨小学校工，动员了该村的冯国玺(杜风)、尹铭钰(范捷民)、严德成(刘敏)同志参加，分担抄收、编辑、刻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并挖掘秘密地洞、利用养蜂的果园作掩护，组成了最初的《救国报》社。

    在敌后游击区办报的环境异常艰苦，稿件撰写也极为困难。敌人来了，他们必须迅速把稿件、蜡纸、钢版藏好，拿着课本装作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骗过敌人的搜查。敌人走后，再投入紧张的后续工作。芦各寨小学校长计明达曾在回忆《<救国报>创刊的一段经历》一文中写道：“一天早饭后，我与崔林(马宗周)正在屋里审阅刚刚刻好蜡版的《救国报》报稿，突然，听到窗外有穿皮鞋的走动声，抬头一看，日军已到窗外，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我和崔林立即将蜡纸扯碎吞入肚里，刹那间，长安队长已来到我们面前，幸好未翻箱倒柜地搜索，好歹应付过去。”

    最为艰难的还是消息的闭塞。那时报社仅有的一架“电台”，只是一个普通的收音机，只能接收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新闻，不能接收新华社的电讯信息。早期《救国报》上面许多战地新闻，是马宗周从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及其对解放区的攻击污蔑言论中，通过筛选、甄别、整理，选其可用的资料进行编写的。初创时期，由于人员缺乏，经常是他一人担任稿件的综合整理、修改清抄。而此时来自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稿件，则成为《救国报》的灵魂。后来，党组织为了加强力量，又派根据地的丰原(柳眉)同志来报社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1940年元旦，冀东党的机关报——《救国报》第一期，同广大抗日军民见面了。尽管受到游击环境下人力、物力的限制，《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只能发行1000多份。但是，这张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了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一期又一期的《救国报》，不间断地送到冀东抗日游击区的各个角落，送到广大抗日军民手里，有些甚至还被送到敌人的据点里。由此，《救国报》担负起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重任，树立起抗日宣传的一面旗帜，并且也成为冀东地区抗战中打击、瓦解敌人的一把锋利尖刀。

    发展：在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

    1941年夏，日军突然进驻芦各寨村，开始疯狂地抓捕老百姓，毒打逼供，企图捕获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他们以学校为突破口，经常派遣日本翻译来学校刺探情况。形势的变化表明，《救国报》的影响和声势已经引起了敌人注意。在认真分析敌人动态后，党组织决定把报社转移到遵化县西南的鲁家峪根据地中。

    盛夏时节，我们驱车来到鲁家峪。在革命先烈浴血战斗过的地方，追寻着他们的足迹，聆听那炮火硝烟、刀光血影中英雄的悲壮故事。

鲁家峪，位于丰玉遵三县交界地，东、西、北三面环山，石洞遍布，森林覆盖，沟谷纵横，号称“九沟十八峪”。

    据鲁家峪抗日纪念馆馆长李自亚介绍，在抗战期间，作为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鲁家峪，冀东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兵工厂、修械所、被服厂、电台、报社、党校、丰玉遵三县联合县政府、冀东行署等都先后设在这里，成为冀东地区的抗日领导中心。

1941年7、8月间，报社迁到鲁家峪后，《救国报》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各项工作，从地下走向公开，人员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41人，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保证了《救国报》的正常出版，还从创刊时的一千多份，增加到三千多份，直到五千份，报纸也由周刊改为三日刊。在1941年秋季，还编辑出版了一种新报纸——《老百姓》。

《老百姓》也是一个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根据冀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而创办，独立编辑发行，以通俗为特色。《老百姓》报的栏目很多，有时事解说、时势评介、政策解释、抗日英雄事迹、歌曲、漫画、连环画等，内容丰富多彩。并且还运用优美的散文、韵文来宣传抗日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说着“老百姓的话”。《老百姓》报的出版，受到广大抗日群众的欢迎，成为村干部向群众讲解时事、宣传党的政策，鼓舞群众斗志的教材，也是对《救国报》栏目的延展与补充。《老百姓》的第一任编辑是李海平(杨海峰)，1941年冬调离报社后为布于(傅惠轩)接任，布于牺牲后为丰原担任。

    这一年，《救国报》社开始向多元化、规模化发展。首先，完善了报社自身机构设置，设立了编辑组、总务科、电台组和两个印刷所。第一印刷所翻印出版学习材料，第二印刷所印制《救国报》《老百姓》。其次，接管了“抗敌文化社”编印出版的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并且负责出版综合性刊物《国防最前线》。这时的《救国报》社已经发展成办报和出版的抗日文化宣传综合体。

    在鲁家峪寻访《救国报》社的遗迹，李自亚馆长带我们来到北峪，观看了当年《救国报》在北峪的编辑部、印刷所旧址。在鲁家峪，报社的印刷所分布在井峪、榛子峪、西峪、上庙、下寺等地，北峪这里是经历了日军多次血腥屠村，仅有的保存完好的一处遗址。据李馆长讲，适应游击战的特点，当时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所是分散在鲁家峪根据地的各个小村子的，并且都随着敌人的入侵随机转移，当年印报用过的油印机、煤油灯还在，和这座饱经风雨的老屋一起，见证着当年报社同志们办报的艰辛。李馆长还给我们讲述了日军在冀东第四次“强化治安”，对鲁家峪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时，报社被包围的一段往事。

1942年4月13日凌晨，敌人纠集重兵直奔鲁家峪，《救国报》编辑部所在地东峪被日军包围，报社的同志迅速隐蔽到东峪的火石洞里，追踪而至的敌人先是朝火石洞里施放瓦斯弹，又用炮弹把洞口崩塌。直到了第四天下午，被封在洞里的同志们才被当地的百姓救出。当敌人又从鲁家峪大庄重返东峪实施再次包围时，社长马宗周指挥大家利用敌人包围的空隙突围脱险，撤到鲁家峪东面的耍儿峪，并随即召开会议做出决定：一是要作长期反“扫荡”的准备，经受住敌人的残酷进攻；二是报纸暂时停刊，同志们化整为零，保存实力，待到敌人气焰稍为收敛，立即恢复报纸的出版。

    此后，敌人翻遍鲁家峪几个山峪，稍有可疑就掘地三尺。他们抢走粮食，砸碎家具，屠杀无辜群众180多人，东峪和北峪的民房全部被烧光，美丽的山村变成一片焦土。在敌人的这次“扫荡”中，《救国报》社的刻字组组长尹铭钰、广播抄收员冯国玺在遵化南部夜明峪的突围战斗中牺牲。5月，《老百姓》报的编辑布于(傅惠轩)，在丰润北部腰带山的妈妈洞遇难。

意外的收获是，报社的收报员利用敌人“扫荡”迫使报纸停刊的这段空隙，认真钻研，反复试验，用仅有的老式收报机，收到了延安新华社电讯新闻。能够通过红色电波听到延安的声音，大家心情极为振奋。这意味着待到《救国报》复刊时，可以用新华社的新闻向冀东广大群众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了。

    1942年6月，复刊的《救国报》同读者见面，第一篇社论是社长马宗周(崔林)撰写的，他分析了这次日军的大“扫荡”将被粉碎的趋势，颂扬了冀东军民斗争的英雄气概，论述了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延安新华社的新闻出现在复刊后的《救国报》上，扩大了人们了解全国抗战形势的视野，认清了整个敌后根据地的严峻局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分散在各地的同志见到《救国报》复刊，如同接到归队集结号令，纷纷归来，《老百姓》报也随之复刊。

辉煌：转战长城内外的报纸“集团军”

1942年9月末，敌人在青纱帐季节，进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秋季大“扫荡”。为了不使报纸出版中断，报社早已为转移到塞外的热南大峪一带作好准备工作，印刷物资、报纸发行都做了精心安排，人员分批北上。

据《冀东报史资料》记载：此时的热南大峪一带属于伪“满洲国”，在敌人心目中是“治安区”。但在这个区域中的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两支部队，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行动并不统一。利用这一特点，报社在这里可以比较稳定地出报。印出的报纸，通过新建的转运站发送到关里，以及时配合抗日军民粉碎第五次“强化治安”的斗争。报社的同志长驱出关，转移到热南的大峪一带坚持出报，抱定的宗旨是：敌人的“扫荡”越残酷，越要把党的声音、胜利的消息及时传达给抗日群众，以鼓舞群众的斗志。1942年底，日军在伪“满洲国”和冀东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报社在关外活动受到威胁，为了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报社又转移到迁西县滦河东岸的山区。

    战地报社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在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期间，报社的同志们三出长城，与敌人周旋在群山万壑之中。他们的生活经常是隐蔽在冰冷潮湿的地道或山洞里，有时候几天吃不上食物，但同志们从未叫苦。为了照顾马宗周带病的身体，上级每月发给他10元钱生活费，他宁肯自己吃苦，从未动用过这笔钱。为了照顾编辑陈大远家中年迈的老母亲，报社节约经费开支，每月都给陈大远家中寄去10元钱。

    在《救国报》社转战长城内外时，报社领导增添了从晋察冀边区调来的吕光、顾宁同志。1943年夏，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边特委，下设五个地区委，马宗周调任特委秘书长，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兼任了《救国报》社长。

    吕光对办报工作极为重视。他深深地懂得，在当时的严酷条件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与广大军民的联系与沟通，是多么依赖这张报纸。上任不久，他就在细致调研、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和改进《救国报》工作的计划。首先，必须坚持不脱期地出报，及时传播党的声音。让广大军民看到报纸就如同看到党一样，增强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第二，改进版面，突出重点新闻。除重视战争新闻，中央特别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新华总社的专论、社论、述评等)必须摘要登载，及时传播中央声音。第三，在时事报道上，对众多时事新闻以定期综合报道或发表时事讲话形式刊载。改版后的报纸深得广大群众欢迎。

    1944年初，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冀东特委决定五个地区委分别出版《救国报》地方版：即《滦西版》《滦中版》《滦东版》《路南版》《燕南版》。就这样，《救国报》又从一份油印的、印数不过五六千份的报纸，迅速扩大发行数量五六倍，并且还另出一种十六开本文献汇编性质的《救国时报》，专门刊载八开小报无法容纳的时事解说和论文。至此，以《救国报》社为依托，会同冀热边行署主办的《冀热边政报》、冀东军分区主办的《尖兵报》等宣传机构，形成遍布冀东敌后游击区的报纸“集团军”。

    这期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报社的石印印刷所建成。接着筹建铅印厂，以便使报纸逐步过渡到铅印，为抗战胜利后能出版铅印报纸打下基础。

也就在这一年，日本侵华战争已成败局，但冀东地区的日军依然负隅顽抗，他们采取奔袭合击战术，疯狂进攻我方重要机关。10月17日，报社与特委机关转移时与日军遭遇，在丰润杨家铺北山陷入敌人包围圈。这场突围战持续八个多小时，300多同志英勇牺牲，其中有报社社长吕光、前任社长马宗周、刘海山、烈华、生华五位同志。在此之前报社人员光荣牺牲的还有：寒潮、张西庆、刘敏(严德成)、伊田、育才、石方、张书元、顾宁等同志。

杨家铺战斗之后，为坚持出版《救国报》，报社回到鲁家峪根据地的东峪。编辑组、刻写组在东峪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古庙里，电台组在豹子峪，印刷所在白园。他们迅速出版了《救国时报——临时版》，为防备敌人的再次反扑，遵照李运昌指示，报社又在迁西县滦河南岸建立第二个基地。

    1945年1月，经过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冀东形势不但很快好转，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山海关到北平近郊，自渤海到热南，几乎连成一片。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8月14日深夜，区党委宣传部派专人给报社送来一封紧急信件，传达日寇已经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大家跑出古庙，放声欢呼，报纸以最快速度编印了《号外》《捷报》，传播胜利消息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有关命令。

    至此，《救国报》完成了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使命，其后，报纸曾更名为《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1949年8月1日更名《唐山劳动日报》至今。

怀念：年轻的“文化八路”与血染的旗帜

在唐山，滨临美丽的大南湖，唐山冀东烈士陵园庄严、肃穆。这里陈列着238名在册烈士的照片和英名录，安葬着178位为国捐躯的烈士。每逢清明时节，都有手捧鲜花的孩子们到这里来祭奠英灵，缅怀先烈。

陵园宣传科张艳明科长为我们调来所有有关《救国报》烈士的档案材料,并热情地介绍相关情况。抚摸着烈士档案卷宗里那些已经渐渐泛黄的纸张，字里行间把我们带回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可以看到，每一页都记录着他们曾经辉煌的战斗历史，有的广为流传，也有的鲜为人知。但是，它无声地告诉人们：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和平与正义，以青春的生命，含笑面对死亡。

满怀对烈士的敬仰，我们对看到的历史记录梳理如下：

档案号：21，马宗周(1912-1944)，字承武，号吟南，化名崔林、李杉，河北玉田县马店子村人。出生于富裕的农民家庭。“学而优则仕”是此类家庭传统的理想抱负。但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打乱了马氏宗族的田园生活和学者梦，改变了马宗周的人生轨迹。1926年他考入玉田师范讲习所，学习期间曾阅读许多进步书刊，写过不少笔锋犀利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他参加了1927年的玉田农民第一次武装暴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冬师范毕业后回家乡教书时，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6月，参加玉田第二次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辗转北上，潜入日军统治的哈尔滨市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编印抗日救国的小册子——《火线》。1935年，回到玉田继续地下革命斗争。1938年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任抗日联军新第五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冬,接受冀东党分委指派，主持创办了冀东第一张党报——抗日《救国报》。

档案号：22，吕光(1914-1944)，苗族，云南思茅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南下扩大宣传团”。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正在日本留学的吕光毅然回国，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42年被选派来到冀东地区负责宣传工作。在马宗周调任冀东特委秘书长之后，兼任《救国报》社长。担任社长期间，他进一步改进报纸的编辑工作，使得报纸更加贴近战争时局，更为迅捷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1944年10月，牺牲于丰润杨家铺战斗中，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和他相扶突围的26岁的妻子刘俞芬。

档案号：79，顾宁(1919-1944)，原名牟伦杨，又名殷可汗，笔名司马军城，湖北省利川县汪家营人。1937年奔赴陕北，先后在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6月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五台山《晋察冀日报》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敌人最残酷的第四次“强化治安”时跋山涉水、穿越上百道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冀东抗日《救国报》。有着诗人气质的顾宁给同志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长河(滦河支流)边即兴写下的《长河啊，寂寞》，曾唱遍长河两岸。1944年春，顾宁牺牲于丰润白官屯，新闻前辈邓拓同志为之撰写的《祭军城》首句为“朝晖起处君何在”，正是选用了顾宁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的话：“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一是青春洋溢，一是痛断肝肠。牺牲这一年，他年仅25岁。

档案号：216，傅惠轩(1912-1942)，化名布于，河北丰润县大安乐庄人，毕业于昌黎汇文中学，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做过教师，诗文俱佳、才华横溢，是报社同志们公认的才子。先后担任冀东《救国报》和《老百姓》编辑，由他作词、陈大远谱曲的反映家乡人民抗日救亡的歌曲《还乡河颂》在当时流传甚广，1942年5月牺牲在丰润县腰带山的妈妈洞。如今，在山下青松掩映的聚仙谷，黄花峪的百姓自筹资金，建起了碑身高达18米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镌刻着英雄们的悲壮事迹。

……

    这些被日军惊叹为“文化八路”的英雄战士，以笔墨做武器，发挥着像武工队的地雷、机枪一样厉害的威力，有力地配合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他们及时、迅捷地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把报纸办成党的喉舌和打击敌人的新闻利器；他们大力推动了抗敌文化工作的开展，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情深；他们不仅不断唤醒和鼓舞人民的信心与斗志，而且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谱写着抗日救国的凯歌，用一腔热血浸染鲜红的抗日战旗。

    领导冀东革命的老首长李运昌，在回忆冀东抗战时期宣传媒体的历史作用时深情地说：“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宣传了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播了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冀东根据地几百万人民坚持胜利的信心，对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为党报工作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同志，如李杉、顾宁、吕光、布于等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后记：《救国报》从1940年元旦创刊，到1945年11月底，6年时间，共出刊240期。它的出版、发行，对加强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宣传，唤醒人民的抗日觉悟，及时传递战地消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提高和鼓舞军民抗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各方面，真正起到了动员、组织作用，当之无愧地是冀东抗战宣传战线中的一面旗帜，指引冀东人民奋勇前进的一面旗帜。

                                        (作者系唐山劳动日报社总编辑、副总编辑)